大學生入黨思想匯報：國學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敬愛的黨支部：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社會層面提出的第一個價值取向，就是“自由”。

　　中國古代社會給人的印象，往往是秩序井然的、是禮教森嚴的，乃至使人們認為，缺乏自由，似乎就是中國社會的傳統，而在個性解放的今天，每一個人對自由的渴望都顯得尤為迫切，于是對中國這一古老傳統心便懷不滿。

　　但這不免是一種偏見。我們今天當然在呼吁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讓每一個生命個體都能夠盡情釋放。但這并不等于說，自由在傳統文化里就是缺失的。恰恰相反，正是與秩序、紀律相生相伴的，自由，在國學里也是隨處可見的。

　　(一)心靈自由

　　道家的生命理想最接近自由的狀態，老子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要“道法自然”，意思是說：大道之行，既是要仿照大自然的規律法則，又是要效法事物本身自然而然的狀態，順其自然，這就是道之所在。

　　老子鼓勵人們找回自然原始的本心、順應心靈的自然感召——這不正是最大的自由嗎?自由，就是一種任性而為、不受拘束的狀態，而老子的“道法自然”，讓自由貫徹得如此徹底!還有什么準則，能比認可每個人自身自然而然的發展狀態、更自由更舒適的呢?

　　而把道家思想與個人生命形態結合得更為緊密、更為藝術的莊子，對自由的感受也更為強烈。一篇著名的《逍遙游》，其實描寫的正是莊子心靈的馳騁、是莊子思想的放飛。《逍遙游》中描述的那個叫做“鵬”的大鳥，能夠扶搖直上九萬里，能夠背負青天激越云間，上能飛天下能入水，自由往來于天地間。其實，莊子哪是以如此瑰麗的筆墨來僅僅描寫一只鳥的行為呢?那“鵬”正是莊子自己的心，正是一顆開闊六合、含納古今、超越世俗、縱橫時空的心。

　　心的自由，才是一個人真正的自由。人力所能永遠是有限的、人生環境永遠是有遺憾的，然而，心的開闊可以超越現實局限，自由翱翔在無邊無際的精神世界。

　　心之大，才是人之大;心之自由，才是生命之大自由。

　　所以，莊子雖然把他的生活狀況自比為在泥里曳尾涂中的龜，卻把他的內心狀態自命為鹓鶵之鳳，高飛于空、不染纖塵;雖然莊子度日時的家境貧困要不得已去借糧，但他在酣睡中卻能瀟灑做一個名垂千古的美麗一夢，夢到自己變為蝴蝶翩翩而飛。甚至，“莊周夢蝶”的自由灑脫，使他在醒來后不知夢里夢外、孰真孰假，不知是莊子變成了蝴蝶、還是蝴蝶變成了莊子。這種奇妙的精神體驗，是因為他的心達到了物我合一的出神入化之境。

　　莊子能以一具受現實艱難拘束的身軀，放飛起一顆自由快樂灑脫的智慧心。他這種身心狀況的反差，也很像是儒家學派里孔子的得意門生顏回的行為，孔子曾稱贊顏回說：“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食瓢飲的清貧生活，人人都不堪憂苦，只有顏回不改其樂——他不改其樂的，

　　也許是身在陋巷、心在書香的精神享受，也許是身在平凡、志在高遠的修身過程，也許是身雖未動、心已遠行的超越眼前的卓越見識。

　　可見，在中國文化里，無論是入世有為的儒家，還是出世無為的道家，無論他們的生存環境和行為特征有何不同，但是在內心和精神的層面，他們都同樣擁有著自由的靈魂、都同樣構建著獨立的人格，都可以因為心的獨立自由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管成功還是失意、不管騰達還是窮困，他們能夠不以客觀好壞為枷鎖，靠自我主觀撐起蔚藍的天。

　　不自由的心，在鳥語花香中也能畫地為牢;而人生任何形式的牢籠，卻都鎖不住一顆真正自由強大的心。

　　(二)生命自由

　　儒家和道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里影響極大的兩大學術流派，他們的觀點和表現看起來往往是對立的，比如：

　　儒家主張入世，道家注重出世;儒家呼吁積極有為，道家喜好清靜無為;儒家重視集體利益，道家推崇個體精神;儒家從家庭走向社會，道家從社會回歸自然;儒家努力兼濟天下，道家追求獨善其身。

　　可以說，儒家像是大地上的苦行者，道家像是天空中的翱翔者;儒家擔負著家國天下的責任耕耘人間，道家遵循著生命本源的樸素超脫世外。

　　看起來，儒家比較沉重受縛，而道家比較輕靈自在。但其實，作為各自成熟的學問體系，儒家和道家的圣賢，盡管外表形式有別，內心卻是一樣的自由無拘束。

　　比如孔子形容自己，是“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到七十歲的時候，他已經修煉到了能夠隨心所欲地為人做事，然而再怎樣任性而為也都是在合理規矩之內的，不會逾越禁區去觸犯規則、冒犯他人。這難道不是人生最大的自由狀態么?他已經完全忽略了社會的一切限定、束縛、刻板、教條，這些禁忌都不會讓他感到受限、為難，他可以自由地馳騁于人生，卻于規矩禮教秋毫無犯、于人際往來言行適度，他能成為一個最快活舒服、也最令他人感覺舒服的人。

　　所以，無論是腳踏實地的儒家，還是仰望天空的道家，他們不同的人生信條只是對生活哲學的探討。而對生命狀態的存在，他們毫無異議地都認為，不管在朝堂、在鬧市還是在山林、在陋巷，都可以、也都應該，自由而活。

　　甚至，提倡法制、法度嚴明的法家，也不與自由的本質相矛盾。自由突顯出秩序，在有形的層面，所有的自由都有其邊界，法度之內是令行禁止，那么相對應的，法度之外就是行動自由。而有秩序的自由才是有保障的自在，無秩序的自由只是野蠻的亂象。所以法家的“明法度”，其實是更好地規范了“享自由”。

　　如果在現實社會的嚴格秩序之內，一個人的靈魂依然能充分體會到自由，這樣的靈魂才真正具有力度，甚至具有藝術性。中國古代的士人就是如此。所謂“大隱隱于朝，中隱隱于市，小隱隱于林”，當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受案牘之勞形、受朝堂之艱險、受宦海之沉浮、受宵小之傾軋而感覺受到待遇不公、受到制度禁錮、

　　受到官場奴役、受到志向束縛的時候，他們釋放自我的方法，往往不是逃避到山林隱逸而不問世事、不是投降給世道艱難而躲避退縮——他們總認為，遁入世外不是讀書人的理想抱負，“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在負重前行中鍛煉出一顆豁達自在的隱士之心才是真正的人生自由。所以，他們選擇在任何困境里都去努力自我調節，他們寫詩、作畫、彈琴、讀書、品茶、賞花、雅聚、清談……這些內容都構成了他們快樂縱橫的自由王國。

　　他們有一片美好的隱士山林，就在自身的書房里;他們有一片理想的世外桃源，就在自家的花園里;他們有一片放松自我的精神沃土，就在自己筆下的詩文里，尤其那些田園詩、山水詩、風景詩，都帶領這些文人寸步不離鬧市而盡享山野田園之情。對外，他們居廟堂之高而憂其民;對內，他們書詩文之美而養其心。種種陶冶心靈的行為，就是他們官場的后花園，就是他們生命的自由國。

　　對于懂得自由的人生來講，不能解甲歸田，那就耕耘心田、培育精神家園的心花怒放;不能吟游四方，那就心懷天下、培養人生大觀的游目騁懷。

　　在他們可能四處碰壁的生活中，自由卻可以無所不在。

　　國學中的自由，是儒家責任里的閑情，是道家樸素中的安然，是法家理性下的游弋，是士人重壓時的釋放。自由，從來不在遠方的烏托邦，而就在當下的輕安自在;自由，從來不依靠他人給予，而全在于自我獲得。因為，沒有任何一種形式的自由，抵得上心靈自由的強大有力。

　　匯報人：

　　-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