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個人自傳
我是一個不善于講話的人，極少發表演說，今天破例在這里講話，只是為了報答日本朋
友的友情。我講友情絕不是使用外交辭令，我在這個詞里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
的字眼，它像一根帶子把我們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無法
制止我的激動，我欠了你們一筆友誼的債。我不會忘記“四人幫”對我橫加迫害要使我“自
行消亡”的時候，日本朋友經常詢問我的情況，關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與世隔絕的十年
中也常常想起同你們在一起度過的愉快日子，從這些回憶中得到安慰。今天我們又在一起歡
聚了，我的興奮和歡欣你們是想得到的。
我是一個不善于講話的人，唯其不善于講話，有思想表達不出，有感情無法傾吐，我才
不得不求助于紙筆，讓在我心上燃燒的火噴出來，于是我寫了小說。
我不是文學家，但是我寫作了五十多年。每個人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我從小就喜歡
讀小說，有時甚至廢寢忘食，但不是為了學習，而是拿它們消遣。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
為小說家。我開始寫小說，只是為了找尋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個所謂“上等人”和二三十個所謂
“下等人”中間度過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環境里我接觸了聽差、轎夫們的悲慘生活，在偽
善、自私的長輩們的壓力下，我聽到年輕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覺到我們的社會出了毛病，我卻說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樣醫治，我把這個大
家庭當作王國，我坐在舊禮教的監牢里，眼看著許多親近的人在那里掙扎，受苦，沒
有青春，沒有幸福，終于慘痛地死亡。他們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傳統觀念和兩三個人一
時的任性殺死的。我離開舊家庭就像摔掉一個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歲從上海跑到人地生疏
的巴黎，想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說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說救自己，
倒是真話。當時的情況是這樣：我有感情無法傾吐，有愛憎無處宣泄，好像落在無邊的苦海
中找不到岸，一顆心無處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靜，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
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層樓上，一間充滿煤氣和洋蔥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
痛苦，在陽光難照到的房間里，我想念祖國，想念親人。在我的祖國正進行著一場革命與反
革命的斗爭，人民正在遭受屠殺。在巴黎掀起了援救兩個意大利工人的運動，他們是沙柯
�。╪.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們被誣告為盜竊殺人犯，在美國麻省波士頓的
死囚牢中關了六年，在我經常走過的街上到處張貼著為援救他們舉行的“演講會”、“抗議
會”的海報。我讀到所謂“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傳”，里面有這樣的話：“我希望每
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個口都有面包，每個心靈都受到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
我非常激動，樊宰底講了我心里的話。
我的住處就在先賢祠（pantheon）旁邊，我每天都要經過先賢祠，在陰雨的黃昏，我站
在盧梭的銅像前，對這位“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日內瓦公民”訴說我的絕望和痛
苦。回到寂寞冷靜的屋子里，我坐下來求救似地給美國監獄中的死刑囚寫信（回信后來終于
來了，樊宰底在信中寫道：“青年是人類的希望。”幾個月以后，他給處死在電椅上，五十
年后他們兩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說）上連載，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殺
的電報，我的小說他一個字也沒有讀到。但是通過這小說，許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
家庭怎樣摧毀了一個年輕有為的生命。
我在法國學會了寫小說。我忘記不了的老師是盧梭、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我學到
的是把寫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認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
致，是作家把心交給讀者。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
次又一次的收獲。我把作品交給讀者評判。我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除了法國
老師，我還有俄國的老師亞·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我后來翻譯過屠格涅
夫的長篇小說上
發表的。我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越多，來找我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學界的朋友也漸漸地多起
來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說過：“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現在的。”最初幾年中間我總是埋頭寫
八九個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費生活，為了寫作，避免為生活奔波，我到四
十歲才結婚。我沒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處去看朋友，還寫一些“旅途隨
筆”。有時我也整整一年關在書房里，不停地寫作。我自己曾經這樣地描寫過：“每天每夜
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無數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
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們使我的手顫動。我不停地寫著。環境永遠是這樣單調：在一個
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滿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幾扇送陽光進來的玻璃窗，還有一
張破舊的沙發和兩個小圓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紙上移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借著
我的手來傾訴他們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圍的一切。我變成了一架寫作的機器。我時
而蹲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面坐下激動地寫字。我就這
樣地寫完我的長篇小說《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說。這些作品又使我認識了不少的新朋友，他
們鼓勵我，逼著我寫出的小說�！边@就是我作為“作家”的一幅自畫像。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發生的戰爭，使我換了住處，但是我沒有改變我的生活方式，也沒有
停止寫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歡日本小說，想學好日文，在橫濱和東京各住了幾個
月。第二年四月溥儀訪問東京，一天半夜里“刑事”們把我帶到神田區警察署關了十幾個小
時，我根據幾個月的經歷寫了三個短篇《神·鬼·人》。
我感到遺憾的是我學習日語的勁頭也沒有了。因此我今天還在收聽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的
日語講座，還不曾學好日語。
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創辦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擔任這個出版社的工作。
我編了幾種叢書，連續二十年中間我分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文學書籍的和翻譯方
面。寫作的時間少了些，但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