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史讀書筆記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錢穆著
這本書主要分為五個部分，分別講述了秦漢，唐，宋，明，清中國歷史上政治制度比較突出的五個重要朝代的政治制度史。這本書的條理十分清晰，每個朝代分別從政府的組織，考試和選舉，賦稅制度，國防與兵役制度四個方面來分析制度優劣。本書比較重于對于政治體制的變遷與優劣的分析，而且重于細節方面的研究。
錢穆先生的淵博學識當然不可否認，但個人覺得錢穆先生的意見中個人的對于民族自尊的主觀好惡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主觀成分過多。對于細節方面的評述還顯客觀，但對于中國古代關聯政治制度總體的評述和把握就顯得過于主觀，帶有個人的情緒。例如書中有這樣的話，“由歷史事實平心客觀地看，中國政治，實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則比較偏重在人治，在事實化。”這在現在看來近乎是可笑的。這可能與這本書原來是演講稿有關，必須要有引發聽眾共鳴的東西，也可能與當時的學風與歷史條件有關，但放在今天就不能不用略帶批判的眼光來讀這本書。
錢穆先生在書中對于漢代的政治制度十分推崇，而對于清朝則迎頭痛批其“‘部族政權’之下的‘法術’和‘私心’”，我覺得這樣說是不全面的。首先漢代與清代的條件相隔兩千年，社會各個方面差距很大，漢代“官級較少”，“經濟生活簡單”(王昆吾：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所以統治難度要大大低于清朝。然而也可以這樣看，漢代對于當時的社會來說制度是合格的，而清代的制度對于它所處的時代來看則十分腐朽。但是這也是制度的表面現象，
深層的經濟文化因素還未考慮，并不僅僅是制度的問題。所以對于錢穆先生中國政治制度是逐步倒退的，“后不如前”，這個也是有問題的。
《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 張鳴著
作為一個對歷史了解十分有限和片面的理科學生，我覺得讀一下這種導論類的書還是有必要的，不了解古代政治制度的大體原貌是無法去讀更深一些的書的，所以就在嚴老師的書目外選了這本書。總的來說這本書與老師課上的內容互有聯系與印證，又各有所長。這本書按照朝代劃分，講述了從先秦到晚清各朝政治制度的大體狀況，對于構建中國古代官僚政治體系很有幫助。書中的史料講解方面很全面，基本還原了各朝各代的政治面貌。對于政治體系的研究主要從政治中樞變遷，中央行政機構，地方行政機構，科舉學校制度，人事制度，政治文化和軍事制度等方面做概述式的講解，因而對于各個政治、歷史事件抱有比較客觀中立的態度，可以對基本知識做出一定的解析。這本書還有分析了制度變遷的內在原因，雖然并不十分深入，但對于像我這樣的學生來說還是有一定的啟迪作用的。
這本書細節方面較為全面，對于各種制度的聯系發展和變遷原因也有詳盡全面的論述。對于制度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方法都有所介紹。缺點是沒有對于經濟的過分關注，對于財政制度、司法制度之類的，即使有所涉及，也是蜻蜓點水，一筆帶過。這本書淺顯易懂，故而比較好讀。也不乏幽默之處，據說人大的張鳴教授的課也是不錯的。
《萬歷十五年》黃仁宇
本書是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首次以其“大歷史觀”分析明代政治制度的癥結，并探究現代中國之來路。主要分為七章，從幾個很有代表性的主要人物：萬歷，申時行，張居正，海瑞，戚繼光，李贄，展開探究全面的政治制度問題。雖然取名《萬歷十五年》，但在時間和空間上并不局限，并稱為“大歷史觀”，對于政治、歷史、社會都有較深入的分析。在這本書中，也能看出一些英文翻譯的痕跡，也可以看做一本外國人對于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的看法的書。
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這些書中的主要人物都在各自的領域積極探索，致力于改革和創新。但是，他們最終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時的制度已經山窮水盡，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文官為主的官僚政治體制卻依然阻礙該改革的進行。所以政治制度是
這是一本影響比較大的書，寫法在上個世紀80年代是十分新穎的，并且于史學研究方法和思路上也有所突破，不僅對于學術有重要影響，對于其他方面也有很深的影響，很多人都讀過這本書。更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出版之后面向大眾的歷史寫作層出不窮，比如易中天等人，與這本書開創的寫作方法不無關系。
《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 鄧小南
本書學術性較強，所及史料非常詳實，論述范圍也十分專門。但宋朝是一個在人事和科舉制度比較有特點的朝代，研究其制度的成因與利弊，總結經驗教訓，對當今社會也十分有意義。我只大體上闡述一下自己對于宋代官制的看法，并不詳究書中繁雜的各種“疊床架屋”似的官制。
書中主要圍繞宋代文官選任制度中的各種問題的矛盾沖突與折衷論述。“宋代的官職特點在于官、職、差遣分離。對寄祿官秩的磨勘敘遷、對差遣職任的委派除授，構成宋代銓選的主要任務。”宋代科舉最盛，這是統治者拉攏士人階層的一種手段，并有較成熟的薦舉制作為補充，這樣的官僚系統是有經驗的，但是我認為宋代的官僚機構的繁復是一大弊端，冗員的現象便體現在官、職、差遣的分離，也體現在“員”與“闕”的矛盾之中，這與當今大學生的就業問題有兩分相似，很多大學生好似候“闕”的“員”，這應當讓我們思考制度問題。
宋代官制與當今相似的另一個問題是“官場文化問題”。磨勘法固有它存在的積極原因，比如書中所述“防止攀援朋比”，“加強集權的政治”，(p117)但是不可否認的產生了人浮于事，“不求奮勵事功，但務墨守成規以保無過”的消極官場文化。這與當今時代的有些現象十分相似，官員但求無事，不求上進，這是有歷史因素的，也有政治制度因素。當今對于基層的官吏的“考課”竟與古代驚人的相似，首先是稅收，其次是穩定發展，即“無事”，當然今天的監察制度可能更加嚴格，但依然沒有改變官員文化中消極的一面。中國就缺乏一種忙碌于政事的官場氛圍，官的文化需要改進，但中國來自人民的壓力不像西方那樣大，缺乏改變的動力。所以我認為當今對于官員選任仍缺乏沙汰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