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的半生輝煌和半生沉寂介紹

　　沈從文的半生輝煌和半生沉寂

　　，一個來自遙遠邊城的外省青年懷揣著青春夢想以及對文學的滿腔熱忱奔京城而來。當他夾著鋪蓋從前門車站走下火車時，立刻被眼前豁然開朗的城市所吸引，于是他站在月臺上說了一句：“我是來征服你的。”

　　這個青年名叫沈從文，這一年他21歲。

　　京城米貴，居之不易。初來北京的這年冬天，沈從文蜷縮在湖南會館一間沒有爐子的小屋里。天寒地凍、彈盡糧絕，可他連一件棉襖都買不起。幸好郁達夫冒著鵝毛大雪來到他的住處。讓郁達夫吃驚的是這位青年一邊流著鼻血，一邊正用凍僵的雙手伏案寫稿。看到這，郁達夫解下自己的圍巾替他圍上，然后領他去街上吃飯，并把衣兜里剩下的幾塊錢全部給了他……

　　沈從文一生曾三進北京城。施蟄存回憶：“為新文學運動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所感召，從文于來到北平，沒有熟人，沒有親戚，孤軍奮戰。，已在《現代評論》和《北京晨報》上發表創作，大約此時已受知于胡適。以后逐漸認識了徐志摩、郁達夫、楊振聲、朱光潛、梁實秋、朱自清等人……”

　　然而四年未滿，沈從文就因軍閥張作霖在北方制造白色恐怖，而隨同馮雪峰、丁玲、胡也頻等一批青年文人南下，移居上海。三年后他返回北平，經胡適推薦在中國公學任教。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沈從文隨同清華、北大(合并為西南聯大)師生南遷昆明。1946年，沈從文攜帶家眷繞道上海回到光復后的北平，至此，他的后半生便留在了北京城。

　　子岡先生(彭子岡，《大公報》著名女記者)有一篇題為《沈從文在北平》的文章，為我們活生生地勾畫出了沈從文在北京的生活。“如果你在北平的廟會或小胡同碰見一位提了網線袋，穿著一身灰色或淡褐色的羊質長衫，身材矮小，一臉書卷氣，瞇著眼睛在書攤上找舊書或是在找門牌號數，說一口湖南、北平、云南雜糅的普通話，那便是沈從文。你可以告訴他，該去理發店理發啦。”

　　1933年沈從文發表了一篇文章《文學者的態度》，把南北作家劃分為 “海派”和“京派”，褒揚“京派”而貶低“海派”，并自居于京派之列，由此引發了一場轟動南北文壇的大爭論。正是這篇文章使沈從文成為了當時文壇的焦點和核心。那個時候誰會想到，沈從文后半生竟會遠離文壇、沉寂四十年呢?

　　1948年，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國民黨軍隊退守城內，兩軍對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國民黨通知，限期南下。北大教授、著名作家沈從文也名列其中。但飽經離亂的沈從文毅然決定留下。

　　1949年，沈從文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當時沈從文14歲的長子沈龍朱是這次精神危機的見證者。他說，“1949年1月，原來舊北京大學的民主廣場貼出很多大字報，大字報轉抄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孩兒，在北京四中念書，放了學就去父親教書的北大看熱鬧，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給朱光潛、沈從文、蕭乾畫像，他們分別被罵成紅、黃、藍、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親是粉紅色的，粉紅色我覺得還可以。回到家就跟父親說。我們覺得無所謂的事，對父親的刺激卻很大。1月以后他的神經就不正常了。他感覺壓抑，感覺有人要迫害他。”

　　1949年3月的一天，沈龍朱看見父親把手伸到電線的插頭上。他在慌亂中拔掉電源，把父親蹬開。但是盡管如此，他還是沒能阻止父親再次的自殺行為。幾天以后沈龍朱上學， “父親找到一把保險刀片，割手腕的動脈，割脖子上的血管”。在沈家做客的張中和(沈龍朱的表舅)從沈從文所在的房間外走過。他聽見房內有呻吟的音，推門的時候門紋絲不動。張中和破窗而入。“父親已經用小刀將手腕上的動脈、脖子上的血管劃破，處于昏迷狀態，頭上手上的鮮血流得一塌糊涂，樣子很嚇人。”張中和把沈從文送到了位于德勝門外的安定醫院。被醫生救活的沈從文以為醫院是牢房，大喊著要逃走。

　　“1950年，在停了文學創作以后，他在很多階段曾經有過不少次試圖重新掌握用筆的能力，做過很多努力。”沈從文的次子沈虎雛回憶說，“他封筆以后，黨的高層一直希望他能夠寫東西，包括主席、都當面說過這些話。胡喬木寫信給他表示愿意為他重返文學作安排。嚴文井這些老朋友向他約稿，都希望他能夠回到專業作家隊伍中來，不要在博物館搞他那些東西。……但這對他來說，很矛盾。真要拿起筆來的時候，心中還是有顧慮。雖然是‘小陽春’，文學里的禁忌還是很多。”

　　1953年，沈從文接到開明書店通知：其作品因內容已過時，凡已印和未印的作品均代為焚毀。

　　1966年，“文革”開始，沈從文被說成是反動學術權威，被批斗，被罰掃女廁所，他寫出的那本大書《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被列為“毒草”，印不出來了;他在東堂子胡同的三間住房，被人擠占兩間;家八次被抄，書稿圖籍、文物什物有的被抄走，有的被毀掉，有的堆在院子里，只好論斤賣掉。

　　1969年11月，沈從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寧沼澤地區看鴨子、看菜園子。一次，他和幾個人上街，看到咸寧縱橫交錯的街道，有人說不要找不到回去的路，沈從文指著住處附近火葬場那高高的煙囪說：“不會迷路。只要看火葬場的煙囪。那是我們每個人的最后歸宿。”

　　1978年，因胡喬木的關懷，沈從文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并配了助手。1981年，“文革”前嘔心瀝血寫出的八開本煌煌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精印出版。胡喬木致函祝賀：“以一人之力，歷時十余載，幾經艱阻，數易其稿，幸獲此鴻篇巨制，實為我國學術界一重大貢獻，極為可賀。”

　　后來這部著作成為國家領導人出訪贈送外國元首的禮物，填補了我國文化史上的一個空白，從而奠定了沈從文由著名作家到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代服飾學家的地位。

　　1983年，沈從文患腦血栓，造成部分癱瘓。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因心臟病猝發，在家中病逝，享年86歲。在他去世后的第三天，香港、中國臺灣以及國外多家媒體均報道了沈從文逝世的消息，而國內只有《文藝報》一家發了50個字的短消息。據說，沈從文的葬禮放的不是哀樂而是他生前最喜愛的音樂——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

　　依據先生遺愿和家鄉人民的請求，在他逝世四周年的祭日，即1992年5月10日，沈從文的骨灰在家人的護送下魂歸故里鳳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距離縣城中心一公里半的杜田村的“聽濤”山下。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狀如云菇。碑石正面，集先生手跡，其文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背面，為先生姨妹張充和撰聯并書，聯曰：“不折不從，星斗其文;亦慈亦讓，赤子其人。”

　　一代大師，悄然而去，留給后人無限沉思。沈從文作為20世紀最優秀的文學家之一曾兩度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候選人，他的作品《邊城》、《湘西》等影響了至今在內的一代又一代作家。然而他前半生叱咤文壇、威震八方，后半生青燈黃卷任浮沉。

　　從1948年12月31日在一張條幅上寫下“封筆試紙”四字到1988年去世，在這長達四十年的漫長歲月里沈從文經歷了常人難以忍受的孤獨與苦悶。“從生活表面看來，我可以說‘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說不上，因為如和舊日同行比較，不僅過去老友如丁玲，簡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鄭振鐸、巴金、老舍，都正是聲名赫赫，十分活躍，出國飛來飛去，當成大賓，當時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門，在北新橋上買個烤白薯暖手，坐電車到天安門時，門還不開，即坐下來看天空星月，開門再進去。晚上回家，有時大雨，即披個破麻袋。”

　　好在沈從文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不愿隨波逐流。沈龍朱說：“我覺得父親在晚年的時候有一種對世事的洞徹，他已經能超越他的際遇看人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