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不得强迫“自证有罪”须完善追责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27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从侦查、起诉、辩护、审判等方面明确非法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27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从侦查、起诉、辩护、审判等方面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和排除程序,切实防范冤假错案产生。规定明确提出,办案机关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本报今日A14版)

  不得强迫“自证有罪”让人们对法治改革燃起了希望,翻阅曾经的法制新闻,有关“屈打成招”、“含冤入狱”的案例每一桩都令人痛心又愤懑。在这些案子中,公安部门和司法机关为追求效率,在证据不足和未经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况下便予以有罪定论,将无辜者判成有罪者,引发一起起悲剧,也让社会对此极为不满。

  在聂树斌案中,警方提供的证据作假以及刑讯逼供,导致一名少年含冤而死;而浙江叔侄奸杀案这一起冤案,更是在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的情况下,将两叔侄下狱十年之久。相似的冤案还有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这些冤案都存在让“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刑讯逼供甚至未排除非法证据的共同特征,直到真凶出现,并在舆论的压力下才有后来的公开重审和国家赔偿。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司法中的沉默权规则,也就是说,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被强迫自己证明自己有罪,不能被迫成为反对自己的证人。我们在香港电影中不难看到这一桥段: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通常会告知对方“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将可能作为呈堂证供。”这就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最好体现。由于“命案必破”的指标和指示曾长时间影响着我国的公安侦破与司法审判,导致刑讯逼供成为难以禁止的顽疾,公安与司法部门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对口供的强烈依赖性,甚至在没有使用DNA鉴定的前提下,就草率将案情定性。

  此次最高法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规定》的意义在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办案人员的行为,防止冤案发生,将法律保护人权的内涵真正体现出来。但实际上,此次《规定》中的内容并不是首次出炉,2013年施行的新版《刑事诉讼法》就已经明确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只不过由于执行不力,或者说办案人员选择性无视这一规定,仍然将“排除非法证据”关在了法治大门之外。

  而更让人郁结于胸的是,尽管在“非法证据”下结案,且翻案后这些明显属于违反法治的办案手段也被曝光,但促成冤案的一些人却没能得到应有的惩处。这也就进一步证明,光有新的、细节化的《规定》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以“追责”为保障,让《规定》能够真正被敬畏和落实,而不至沦落成“虚假希望”。正如有网友提出:两高三部如果要传达司法公正的信念,最好的办法就是清算那些自证其罪的案件,这样才能真正进步。司法条文千千万万,若过去不纯粹,现在再多强调,未来仍然悬疑。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此次的不少细节相当于为刑诉法打上了补丁,但也正如舆论所反映的,现实与纸上规定常常存在距离,曾经的冤案促使中国法治进行自省,也呼唤着新的转机,这个转机除了对未来的新的企划,还有对过去的追责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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