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梗概

　　在《水滸傳》的描寫中，可以看出作為梁山泊領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動，關系著整個梁山事業的興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經史”,養成“忠孝”觀念，后來在縣里作了押司，“刀筆精通，吏道純熟”,對于衙門里公事和官府的應酬，十分熟悉。他雖為官府中人，卻又喜歡結交江湖上好漢，對下層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濟人貧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時雨”的美名。這樣的一種特殊經歷，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兩面性，一方面他要作個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觸中，使他較多地了解下層人民的苦難和愿望，又成為仗義扶危、同情勞動人民對官府的反抗行為的人物。總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對人民的造反，只是抱著同情態度，或在某種情況下在行動上作一點有限的支持。從他思想上說，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來上梁山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他是一個廣有謀略的人物，決不甘心長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著他的才能將來能夠“為國立功”,作出一番事業來。“博得個封妻蔭子”,以圖日后“名垂青史”.而當時朝政黑暗，佞臣當道，一些才能之士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恰在這時宋江又犯了殺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題了反詩，被江州知府拿住，問成死罪，虧了梁山好漢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在這時，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組織才能，善于團結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聲譽，前后有大批好漢隨他上山，壯大了山寨力量，給山寨事業帶來了一番興旺發達的氣象。梁山起義軍在他的領導和指揮之下，接連打了許多勝仗，給予一些貪官污吏以嚴重的打擊和懲罰，并且震動了朝廷，這些勝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勞分不開的。但由于他忠孝觀念根深柢固，雖造了反而這種觀念并未改變，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機。他上了梁山后口口聲聲說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當道，讒佞專權。”他反復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只被濫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權借水泊棲身”,“專等朝廷招安”.他在與官軍對陣中，總是想到如何為日后的招安預留地步。這樣，梁山起義軍的力量越強大，梁山的事業越興旺，也就越為宋江的受招安積累資本。他終于在兩贏童貫、三敗高俅，打得朝廷軍隊大敗虧輸之后，光榮體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義事業斷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鎮壓方臘起義軍，正如魯迅說的：“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這是對《水滸》的最尖銳的批評，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嚴重局限。

　　《水滸傳》全書可分前后兩大部分，前半寫各路英雄紛紛上梁山大聚義，打官軍，受招安。后半有五個部分組成，即征遼、平田虎、平王慶、平方臘及結局。其中田虎、王慶兩部分是后來加的，今所見較早的百回本，征遼之后緊接平方臘。但有的研究者認為，征遼也可能是插增的，因為第一，征遼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臘，歷史上無跡可尋。其次，和平田虎、王慶一樣，征遼中梁山一百單八人無一死亡。這個看法尚有爭論。從思想內容來說，《水滸傳》前半是寫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階級矛盾的，后半則是寫忠臣反□臣，是反映統治階級內部的忠□矛盾。作者寫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現出嚴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愛國思想，魯迅說：“其中招安之說，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為當時社會擾亂，官兵壓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離而為盜……但一到外寇進來，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時候，人民因為仇視外族，便想用較勝于官兵的盜來抵抗他。”這話是有根據的，水滸故事流傳的時間正是民族矛盾尖銳的時代，《水滸傳》的后半部分寫宋江等人受招安，和這一背景不無關系。而征遼部分的出現，則是這一思想的繼續和發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這一思想有關的。在小說結尾寫“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說：“不須出處求真跡，卻喜忠良作話頭。”《水滸傳》的作者是把宋江作為忠臣來描寫的。第85回遼國歐陽侍郎招降宋江，吳用向宋江獻策：要富貴，投降遼國；要忠義，報效宋朝。宋江說：“吾輩當盡忠報國，死而后已。”這里的“盡忠報國”實際上就是具體歷史條件下的民族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