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的經驗與教訓（精選3篇）

巴黎公社的經驗與教訓 篇1

　　公社的革命措施 巴黎公社摧毀了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型國家政權，它從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公布和實施了大量政治、軍事、經濟和文教方面的革命措施。

　　公社首先廢除資產階級常備軍，代之以人民武裝，取締了反動警察，打碎了司法機構和審判制度，建立了新的民事法庭和審判制度，改造了監獄。

　　巴黎公社廢除了資產階級議會制，摒棄了三權分立的政權形式，而由立法、行政統一的公社行使權力。公社委員會是由普選產生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下設執行、軍事、公安、司法、財政、糧食、勞動與交換、對外聯絡、教育、社會服務等10個委員會。公社委員兼任各委員會委員。

　　為了防止國家工作人員由“人民公仆”變成為“人民老爺”，公社采取了兩項措施：公社的公職人員由普選選出，可以隨時撤換;取消高薪制，國家公職人員的最高年薪不得超過6000法郎，即相當于熟練工人的工資。

　　在社會經濟方面，公社采取了符合人民群眾利益的措施：沒收逃亡資本家的工廠，交給工人合作社管理;取消面包房工人夜班制;禁止當鋪拍賣過期的典當物品，所有當來的20法郎以下的物品，一律無條件地退還原主;廢除對工人的罰款和克扣工資;成立救濟貧民的專門機構;設立勞動就業登記處;把逃亡資本家的住宅分給無住房的工人。以上規定具有鮮明的無產階級性質。

　　在文化教育方面，公社也采取了一些革命性的措施：實行政教分離，沒收教會所有的財產;把教士和修女一律驅出學校;實行義務國民教育，興辦職業學校，實行男女教師同工同酬。這一系列的文教措施，都是公社的偉大創舉。

　　巴黎公社高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熱烈歡迎外國革命者參加自己的戰斗行列。許多匈牙利人、波蘭人、奧地利人、意大利人、比利時人和俄國人等都參加了公社活動。其中如匈牙利工人弗蘭克爾當選為公社委員，波蘭的杰出革命家杜布羅斯基、符列勃夫斯基為防衛巴黎的司令員。公社明確表示反對侵略戰爭，毅然拆毀了拿破侖一世紀念戰功的勝多姆廣場上的“凱旋柱”。

　　巴黎公社采取以上正確措施顯示出無產階級政權的性質。

巴黎公社的經驗與教訓 篇2

　　巴黎公社的教訓：①巴黎公社是法國政治、經濟發展還不足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背景下發動的革命，其失敗具有必然性。俄國是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無產階級力量相對強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激化了社會矛盾的特殊歷史背景下，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是成熟這與巴黎公社不同。中國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背景下發生的，經歷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不同階段，與巴黎公社的情況也不同。②巴黎公社缺乏先進的政黨領導。俄國布爾什維克和中國共產黨都是成熟的無產階級政黨。③缺乏農民的支持。俄國和中國在革命的過程中都注意解放農民獲得農民對革命的支持，建立了工農聯盟。④沒有乘勝追擊，給敵人喘息之機。在這一點上，俄國和中國革命也與巴黎公社不同，沒有犯類似的錯誤。　　巴黎公社的經驗：打粉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俄國十月革命后和中國新民主義革命勝利后，都象巴黎公社那樣徹底打碎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了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巴黎公社的經驗與教訓 篇3

　　巴黎公社的最大教訓

　　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常常與著名的 “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iii]這句話緊密關聯。這句話在馬克思《法蘭西內戰》的二稿中表述的更為完整：“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們的政治工具不能當成解放他們的政治工具來使用。”[iv]恩格斯在1891年的導言中是這樣理解的：“ 公社一開始就得承認，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應當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管理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范他們。”[v]應該說，這里的意思基本上還是一致的，這是馬克思對巴黎公社國家形式和政權之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理解，就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的國家形式已經同資產階級國家完全不同了，與其說是國家，倒不如說是“公社”，因為“公社”這個詞本身包含有“社會性”的內涵。但在國家與革命中，我們看到，列寧的理解是：“馬克思的意思是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只是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這里基本上是將馬克思的理論拿來為用暴力摧毀俄國臨時政府進行說明，而對于摧毀之后將建立什么樣的政權組織形式卻并無進一步涉及，而后者，在我看來，恰恰是馬克思所強調的重點。而且，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用了較大的篇幅來說明公社的“寬容態度”和工人階級的“寬宏大量”，并揭露在公社主政巴黎時發生的勒康特、克萊芒·托馬兩將軍的被殺事件和旺多姆廣場事件的真相，為公社辯護，指出“從3月18日一直到凡爾賽軍隊進入巴黎，無產階級的革命完全沒有象‘上等階級’的革命，特別是中極為常見的那種暴行。”[vi]當然，馬克思也指出：“當梯也爾通過偷襲蒙馬特爾已經發動了內戰的時候，中央委員會卻不肯把這場內戰打下去，因而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即沒有立刻向當時毫無防御能力的凡爾賽進軍，一舉粉碎梯也爾和他的那幫鄉紳議員們的陰謀。”[vii]我想，對列寧來說，這才是巴黎公社留下的最大的教訓。在這里，列寧作為一個革命家，與理論家的最大區別就是強烈的現實性和對形勢瞬息萬變的把握能力。在寫于十月革命前的《國家與革命》中，列寧一方面強調國家作為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階級壓迫的工具，其必然消亡的命運，對現存的國家政權來說，這樣的強調本來就意味著否定，如果說這還具有普遍所指的話，——因為不僅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國家，而且無產階級的國家也會消亡——由此所引申出來的另一個論斷就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即：“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非通過暴力革命不可。無產階級國家的消滅，即任何國家的消滅，只能通過‘自行消亡’”。[viii]由此生成的結論是必須進行暴力革命推翻現存的國家政權，這是理論上的說明;其次，正如上文已經提到的，巴黎公社的失敗，可以說正是革命的堅定性與徹底性不夠，面對當時俄國當時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以及由孟什維克為主要領導成員的工人代表蘇維埃政權的妥協，列寧又以其實踐的徹底性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