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怎樣看，這只碗都沒有古色古香的味道，但我分明能感受到它風骨猶存。

　　說實在的，母親贈與我這只陶瓷碗的時候，我實屬無奈，并且有不情愿的成份潛藏在心。

　　那年老爺去世，母親去姥姥的墳上揀骨石，讓姥姥和老爺合葬，據說墳里除了骨石，還有一些金銀首飾之類的隨葬品，但母親卻單單揀回來一只不起眼的陶瓷碗。

　　說起這只陶瓷碗，用“其貌不揚”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碗口直徑大約13厘米左右，高度也就四厘米左右的樣子，碗的外面刻畫著一些簡約的蘭花，繚繚幾筆，像那個畫手為追求數量而匆匆過一下手而已，毫無嚴謹態度之說，碗的內外有上過釉的痕跡，但依然還是掩飾不住粗糙的燒制工藝。黑、粗、不規則是這只碗的顯著特點，因此，它雖然是件“出土文物”，但它的出現令我大跌眼鏡。

　　可是母親卻總是把這只碗擺放在家里最顯眼的位置，并且還有贈與我的意愿，起初我不明白母親為什么對這只碗情有獨鐘，但后來母親對我講述了它的內涵，我也就徹底改變了對這只碗不公正的態度和評價。

　　1943年，年僅28歲的姥姥病逝了，姥姥去世到老爺去世，中間相隔了50多年，而這只埋在地下半個多世紀的陶瓷碗，像是承載了姥姥短暫生命的某種東西，又像是姥姥賦予了它圣神的歷史使命，以至母親一看到它，就情不自禁的想起了許多童年往事。

　　在母親的記憶中，姥姥是個不知疲倦的人，白天干了一天農活、家務活，晚上還要挑燈做鞋、做衣服，那時候麻油燈是奢侈品，就是用這樣的陶瓷碗倒上半碗麻油，然后用棉花捻一根粗粗的短線，占上麻油一點，整個屋子就亮了起來，姥姥穿著蘭花布衣，挽著好看的發髻，每拉動一次麻繩，那雙光亮的耳墜就跟著有節奏的晃動著，姥姥在燈下納著像“山”字一樣針腳的鞋底，一排一排，整整齊齊，一邊納一邊對母親說，女孩子家要學會做針線活，這樣長大到了婆家，才會受婆婆的喜愛，做人也要像鞋底上的這些針腳一樣密實。母親趴在油燈前，邊看著姥姥納鞋底，邊聽姥姥說話。

　　我不知道我現在看到的這只陶瓷碗，是不是姥姥點過燈的那只，但我明白了姥姥去世時，家人為什么要把這只陶瓷碗做為姥姥的陪葬品，可想而知，姥姥在眾人心目中是有目共睹的形象。

　　母親6歲那年，日本鬼子頻繁進村掃蕩，燒、殺、搶無惡不做，村里有幾個好看的閨女媳婦都被日本鬼子糟蹋過了，有的甚至含恨死去。每次聽到鬼子進村的消息，姥姥總是麻利的拿這樣的陶瓷碗在碗底倒一點水，拿一塊黑炭在碗底磨幾下，然后把墨汁抹的滿臉都是，再穿些破破爛爛的衣服裝瘋賣傻。每次姥姥都能躲過日本鬼子的侮辱。

　　我不知道我現在看到的這只陶瓷碗，是不是姥姥磨過黑炭的的那只，但我知道姥姥在生死面前不是懦弱的等待，而是勇敢的面對。

　　也許是姥姥言傳身教的結果，姥姥去世后，不滿十歲的母親就承擔起了繁重的家務勞動。一次，母親上山割草，碰到一只兇狠的惡狼向她撲來，年幼單薄的母親臨危不懼，她機智的將手里的籮筐往狼腦袋上一套，狼拖著籮筐發出一陣毛骨悚然的嚎叫奪路逃走了。這個駭人聽聞的經歷被母親三言兩語敘述完畢，而我聽著卻倍感神奇，神奇之余更多的是感慨，母親遇到如此大的險情，能夠急中生智虎口脫險，真是一般女子很難做到的，我想，這與姥姥的言傳身教是分不開的。

　　看著這只陶瓷碗，我仿佛感覺到，姥姥的某種氣息就深藏在藍色的花紋里，姥姥的生活瑣碎，勤勞樸實和堅強睿智就濃縮在這只碗里，它成為我更多地了解姥姥的媒介，又縮短了我與姥姥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距離。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對某件物體的情感，并不是因為這件東西本身具有多大的價值，而是因為它的身上傾注著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滲透的親情和感悟，它將最終化為一種難以割舍的情懷，就像母親對待這只碗一樣。

　　明白了母親在一片廢墟上揀回一只陶瓷碗，并且一定要贈與我的用意，我想，珍藏它并傳下去，我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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