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我剛剛從南京中央高級護士學校畢業。一天，我在長沙聆聽了共產黨人徐特立的演講：“青年學生們，到西北，到延安去，保衛和建設我們的大后方。”徐特立的演講像一盞明燈，照亮了正在徘徊之中的我，點燃了我心中的火種。

　　1942年9月，我來到蘭州，自己動手創辦西北第一所高級護理學校。從此我一直從事護理事業，直到全國解放并擔任西北高級護理學校校長。記得一次彭德懷同志問我入黨沒有，我回答：“成份不好。”彭老總笑著說：“我們黨講成份但不唯成份，重在個人表現嘛。只要你積極要求進步，黨是歡迎你的。”一句話，使我為之奮斗了一生，也為此追求了一生。

　　1952年7月12日，我鄭重地向黨組織遞交了第一份入黨申請書，那時我剛過而立之年。

　　不久，中華護理學理事會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周恩來總理一眼就認出了我：“你姓黎，還在西北工作嗎?西北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才。”從總理的話語中，我又一次獲得了力量。于是，我再次寫了入黨申請書。

　　“文革”開始，我被關進了“牛棚”。我也曾想了卻一生，可周總理和彭老總的話，時時回響在我的耳邊。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回到蘭州軍區總醫院工作。我再次向黨組織傾訴了自己的心愿，遞交了第六份入黨申請書。

　　1978年7月1日，當我61歲時，夙愿終于實現了。站在鮮紅的黨旗下，我眼含熱淚。

　　我有68位親人在海外，只有父親的墳墓和我留在國內。我雖然獨身，可并不孤單，逢年過節，學生們總要和我一起吃頓團圓飯。80歲那年，我榮獲全軍第一個“南丁格爾獎”。如今我已立囑身后將遺體供醫學研究，再為黨作最后的一點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