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全球化浪潮的興起，世界逐漸地成為了一個地球村。中華民族也不斷地與其他民族特別是西方民族相遇，其中有沖突，也有交融。這表現在許多方面，如生活、思想和語言等。正是在這種中西民族沖撞的時候，許多問題也日益突顯出來：中華民族精神是否具有其優越性?它是否要被西方的民族精神所同化?對此問題有不同的回答，主要有所謂的保守派和西化派。但解決問題的真正的道路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要深思中華民族精神自身的本性。

　　民族是一個歷史性的民眾概念。因此民族不能狹隘地理解為自然性的，如同人們所說的被“大地”和“鮮血”所規定。民族必須寬廣地理解為文化性的，這就是說一個民族在根本上是被思想和精神所鑄造的。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一個民族就表現為其民族精神。

　　說起中華民族精神，人們一般都會想到愛國主義。從屈原、岳飛到抗日戰爭的英雄等都是廣義的愛國主義者。愛國主義無疑是一種偉大的民族精神，但它并不為中華民族所獨有。事實上，美國和歐洲的國家都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甚至極端化為一種白人中心主義。人們之所以將愛國主義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主要特征，是因為十九世紀以來中華民族飽受外來民族的欺凌、壓迫和剝削，而需要以愛國主義來凝聚人心，努力奮斗而獲得民族解放。

　　除了愛國主義外，人們還認為勤勞、勇敢，熱愛和平、不屈不撓、自強不息等是中華民族精神各種具體的表現。在五千年的歷史中，中華民族的確顯現了這些美德。但也必須承認，世界上其他優秀的民族也擁有這些美德。這就是說，它們不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獨特本性，而是人類文明所共有的屬性，甚至可以說是普遍人性。

　　因此我們必須揭示出中華民族與世界其它民族不同的精神。但何處可以尋找到它呢?民族精神不僅表現在其一般的日常生活和偉大的歷史事件，而且表現為其智慧，并主要包含在文學藝術、哲學和宗教等形態之中。

　　其實，西方的民族精神也就是西方的智慧。古希臘的智慧結晶為《荷馬史詩》，它要人成為英雄。所謂英雄具有如下美德：智慧、勇敢、節制和正義。中世紀的智慧表達于《新約全書》，它要人成為圣人。作為圣人的美德就是：信仰、希望和博愛。近代的智慧見于盧梭等人的著作，它要人成為公民，也就是自由人。一個公民的基本美德為：自由、平等、博愛。這些不同時代的智慧鑄造了西方人的民族精神。

　　與西方人相比，中國人擁有其獨特的智慧。中國的智慧主要表現在儒道禪(佛)的思想當中。儒家主要是主張仁愛天下。它要人如同愛自己的親人一樣而愛天下大眾，因此就有“四海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類的箴言。仁義道德成為了中國人做人的基本規范。與儒家不同，道家強調道法自然。它認為文明壓抑了人的天性，因此希望回歸自然，讓人性得到自由成長。作為外來的文化，佛教在中國卻生根、開花和結果。佛教宣揚的悲智雙運就是要求人們通過心靈的覺悟獲得慈悲和智慧。大乘佛教所具有的菩薩情懷不僅渡己，而且渡人。唐宋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都行走在儒道禪(佛)之間，他們的思想也影響了一般大眾的生活、思考和言說，從而陶冶中華民族的氣質、性格和精神。因此可以說，中華民族精神的根本就是儒家的仁愛天下、道家的道法自然和佛家的悲智雙運。這使中華民族不僅不同于西方民族，也不同于東方的其他民族。

　　毫無疑問，中華民族精神作為傳統也影響了每一個當代的中國人。對它任何簡單的否定或者肯定都是無濟于事的，關鍵在于如何批判地對待中華民族精神。所謂批判就是區分，也就是說要判別出哪些是精華，哪些是糟粕，從而去其糟粕，取其精華。這才是真正的發揚傳統。與發揚傳統的同時，是面向世界。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主要是西方文明)的交融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命運，因此我們必須學習和借鑒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而豐富自己。但這一切不過是一種準備。我們的目的是建立新的中華民族精神。它既是中國的，又是現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