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四開始，我這種對民間文學的興趣，后來發展了對整個民俗現象的興趣，并一直延長下來。到了1927年，我到中山大學工作時，探索民俗學的興趣愈加濃厚了。那時顧先生等一批北大教授由于躲避北京政府的黑暗統治，南下廈門，又來到廣州，到中山大學教書，這時我們才初次相遇，但因為有了前幾年在《歌謠》上通信的鋪墊，我們一見面就成了老熟人。當年底，我參與了同顧先生等一道籌辦中大民俗學會的工作，后一起了《民俗》周刊，出版了民俗學叢書等。這些活動以后都延續下去了。

　　后來，民俗學的學術發展了，我個人又有了許多新的經歷，比如又到了杭州;到了日本留學;解放后又參與建立了民間文學和民俗學兩個方面的學會等等，這些當然都是學問上的進一步發展，一直到現在，已經八十年了。這個就不去細講了。

　　但回頭來看，中國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兩個現代學科發展根源還是在五四時期。假如當時沒有五四運動的這些文化上的影響，我在學藝上，就不一定走上這條路，而且不一定能堅持下來。現在飲水思源，應該感謝五四對我的啟迪作用。她是我所終生不能忘懷的學藝上的乳母，茲以聯語銘之：

　　一陣雷霆，驚起國民御侮救亡意識，

　　八旬歲月，難忘師傅啟蒙發聵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