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又是一個文明古國，植樹造林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遠古時代，我國勞動人民就有春天植樹的風俗。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經》里有“夸父追日”的傳說，說夸父臨死前扔掉手中柱杖，化為森林，造福于人類，反映我們祖先植樹造林的美好愿望。《禮記》說：“孟春之月，盛德在木”，意思說春天植樹造林，是最大的道德行為。在父系氏族社會后期的虞舜時代，就設立了執掌山林的官員“虞官”。夏禹時出現了保護林木的行政法規，《周書·大聚篇》說：“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殷商時期，甲骨文上已記載人們在房前屋后栽花植樹的情景;公元前1000多年的西周，國家就成立了“林衡”、“山虞”管理機構，負責掌管種植、護林等事務，為動員群眾植樹，甚至作出“不種者，無槨”(不種樹的人死后不給棺材)的規定。

　　封建社會

　　秦統一全國后，秦始皇大力提倡在城鎮街巷和大道兩旁種綠化樹，這是我國古代城市綠化的先聲，賈山《至言》載：“秦為馳道于天下，道廣五十步，樹于青松”，便是證明。南北朝時，北魏孝文帝取消山澤之禁，給百姓分田植樹，而且對種樹作了具體規定：“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余，種桑五十株，棗五株，榆三株，限三年種畢”，可見當時已經給農民規定植樹指標。據《開河記》載，隋煬帝雖然是個窮奢極欲的皇帝，但他親自種柳，賜柳為楊，下令在開挖大運河的同時，要在河旁植柳，并給予獎勵：“柳一株，賞一縑”，后來出現了千里運河岸綠柳成蔭的景觀。

　　唐代曾下令所有的驛站之間全種上行道樹，城鄉植樹之風也是年盛一年。孟浩然詩云：“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到了宋代，宋太祖為鼓勵植樹，下令凡是墾荒植桑棗者，不繳田租，對于規勸百姓植樹成績卓著的官吏，晉升一級，因而植樹的范圍更廣泛，當時從福建古田直至海南，除種上蒼翠松檜之外，還雜種荔枝，遠遠望去恰似一片連綿不絕的茂林。《元史·食貨志》載，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詔書天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食以農桑為本”。并頒布了《農桑之制》，規定每丁每歲種桑棗20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種榆、柳，均以種活長成為數;他還要求各級官吏督促實施，如失職或申報不實，須按法律論罪。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他著名的游記中稱贊元代的植樹。明清時代，植樹造林規模更大，明太祖布衣出身稱帝后，以農桑為國之本業，令天下廣植桑、棗、柿、栗、桃，僅京都金陵的鐘山，就種了50余萬棵。

　　近代時期

　　我國正式規定的植樹節是在近代。1915年，當時政府頒令以每年“清明節”為植樹節。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生前十分重視植樹造林，1928年4月，民國政府把孫中山逝世之日3月12日定為植樹節，以示紀念。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極為重視植樹造林，將綠化中華列為“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大工程，毛澤東主席向全國人民發出了“綠化祖國”、“實現大地園林化”的號召。新中國開始了“12年綠化運動”，目標是“在12年內，基本上消滅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規格種起樹來，實行綠化。”1979年2月經五屆全國人大通過，又正式把每年的3月12日定為植樹節。一方面，是紀念一貫倡導植樹造林的孫中山;另一方面，3月12日是在驚蟄之后，春分之前，氣溫明顯回升，樹木根系開始活動旺盛，這時植樹容易成活，農諺云：伏天栽樹株株死，春來栽樹棵棵生。所以，這時候植樹，就全國而言，最為適宜。1989年《睢縣志·新城》：“1982年睢縣人民政府撥出專款對袁家山(袁可立別業)進行了修葺，辟設了圖書館，植樹栽花，美化周圍環境，風景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