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歷史人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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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歷史人物故事篇一：明太祖十五個不征之國

　　“不征之國”是明朝宗藩制度和朝貢體系下的重要政策。

　　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對明代外交定下基調(diào)：一要奉行和睦，二則厲行海禁。奉行和平外交是華夏天朝傳統(tǒng)的“懷柔遠(yuǎn)人”之道的延續(xù)，也是對蒙元統(tǒng)治者窮兵黷武對外擴(kuò)張的否定。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下令編纂《皇明祖訓(xùn)》宣布將朝鮮、日本等15個海外國家列為“不征之國”，告誡后世子孫不得恣意征討。這15個國家是：朝鮮國(今朝鮮)、日本國(今日本)、大琉球國、小琉球國、安南國(今越南)、真臘國(今柬埔寨)、暹羅國(今泰國)、占城國(今越南)、蘇門答臘國、西洋國、瓜哇國、湓亨國、白花國、三佛齊國、渤泥國。

　　這15個“不征之國”的宣布，標(biāo)志著明朝和平外交政策的確立，也象征明朝政府承認(rèn)了上述國家的主權(quán)獨立。在此后給各國的詔諭中，明朝也一再表明“共享太平之福”的立場。

　　附：

　　這十五個不征之國里，日本排在第二位。據(jù)說是看見元蒙兩次遠(yuǎn)征日本而遭遇頑強抵抗，最后反致失敗，太祖感其剛烈于是定其為不征之國。

　　但是，因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謀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并且在《祖訓(xùn)》中指出日本“雖朝實詐”，但他卻依然沒有討伐日本的意思，只是“決意絕之”。朱元璋的這種處理方式固然有受到忽必烈兩次征討日本均告慘敗的教訓(xùn)影響，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頒布的詔書中說的極其詳盡明白。該詔書稱：

　　“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dāng)?shù)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后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jǐn)備之耳。”

　　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的“不征”其實是受保守的思想所局狹的，日本的狡猾也躍然紙上。

　　又：據(jù)說地球上有三個國度的人最勤勞，分別是：德國、日本及中國。

　　日本出過豐臣秀吉，也出過足利義滿;有東條英機(jī)，也有大平正芳。

　　極善與極惡并存，這個中國曾經(jīng)不屑一顧的蕞而小國，中國人嘴里的倭寇、倭奴，欺負(fù)起主人來卻最為兇狠。

　　如今，有日本在臥榻之側(cè)，就是睡覺，我們也睜著一只眼睛。與日本為鄰，究竟是幸還是不幸?

元朝的歷史人物故事篇二：元定宗駁斥羅馬教皇

　　貴由登基時。參加登基大典的人中還有一位意大利方濟(jì)各會教士柏郎嘉賓。

　　原來，蒙古軍的大規(guī)模西征，震驚了整個歐洲。

　　公元1245年(淳祜五年)初，英諾森四世在法國里昂主持召開了宗教大會，商討如何抵制蒙古侵略等問題，會上決定派遣教士出使蒙古汗廷，勸告大汗停止對歐洲的征略和對基督教徒的迫害，改信基督正教。

　　會后，柏郎嘉賓作為羅馬教皇英諾森四世的特使出使蒙古，參加了貴由的登基大典。

　　貴由登基后，召見了柏郎嘉賓，柏郎嘉賓向他呈遞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信件。教皇在信中指責(zé)蒙古人蹂躪基督教國土，殺戮基督教徒，違背上帝旨意，應(yīng)該棄惡從善，皈依基督教，否則，必遭上帝嚴(yán)懲。

　　對此，貴由拒不理睬，他在給教皇的復(fù)信中措辭傲慢，信的開頭這樣寫道：“天神的力量，全人類的皇帝，致大教皇的真實信札”。接下來貴由駁斥了教皇的責(zé)斥和勸誡，將蒙古人軍事征服的成功歸諸天神的偏愛。

　　最后，貴由強調(diào)說：“若你(教皇)接受和平，愿意把你的城堡交與我們，你教皇和基督教王公當(dāng)立即前來見我締和，然后我們將知道你希望與我們保持和平。”

　　柏郎嘉賓帶著貴由給教皇的回信歸國復(fù)命。

元朝的歷史人物故事篇三：元世祖忽必烈曾兩次侵日未果

　　而元朝，才做了別的朝代沒敢做甚至沒敢想的事情：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兩次跨海東征日本。尤其第二次，分別從朝鮮和舟山群島出發(fā)，總兵力達(dá)十四萬人，船只共4400艘，被稱為“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場以前最龐大的渡海部隊”。黃仁宇說：“在現(xiàn)代社會出現(xiàn)之前，很難能有一個陸上強國也可以同時成為一個海上霸王。”這兩次跨海作戰(zhàn)都以失敗而告終，更像是理想主義的行軍：草原的騎士渴望成為大海的水手——并且不計代價地這么干了。這種豪賭(并且連續(xù)賭了兩次)，是別的民族無法想像也無力承擔(dān)的。雖敗猶榮的蒙古人啊，曾經(jīng)是海上的堂吉訶德——把大海當(dāng)作敵對的巨人了。

　　這兩次渡海東征的最高指揮者，是元世祖忽必烈。他占據(jù)北京，摒棄了金亡后的中都城，另起爐灶，于1266年開始營造以北海瓊?cè)A島為中心的新大都，歷時十九年竣工。北海、中南海乃至什剎海，頓時都成為這位雄視天下的霸主私人的金魚池。元大都就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在《馬可·波羅游記》里稱作“汗八里”(汗王之城的意思)：“大汗平時住在都城，在每年三月離開此地，向東北方前進(jìn)，一直瞳到距海僅兩日路程的地方……當(dāng)大汗向海濱前進(jìn)時，會有許多富于趣味的事件伴著狩獵活動而出現(xiàn)，這真可以說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游戲所無法比擬的。”

　　從這段敘述里，能管窺出忽必烈對大海的向往與好奇——不知他一生中是否親眼目睹過真正的海?對于他來說，恐怕只有征服才是最刺激的游戲——他一直很認(rèn)真地玩著。他在北海的湖心瓊?cè)A島(又稱萬歲山)指點江山，揮霍一生，不僅命令麾下乘勝攻取了南宋小朝廷茍且偷生的杭州西湖，而且孕育了更為膨脹的欲望：向真正的大海進(jìn)發(fā)，向日出的地方進(jìn)發(fā)，搶渡日本列島——這是天之驕子對海之驕子的挑戰(zhàn)。北海的波光與濤聲喲，曾經(jīng)為他心游萬仞的豪情伴奏。北海中的瓊?cè)A島，是根據(jù)“蓬萊仙島”的傳說設(shè)計的，忽必烈最喜歡住在山頂?shù)膹V寒殿——這是他的月宮。一位住在月亮上的帝王，連夢想都是那么縹緲，清高乃至浪漫。

　　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基本上沿襲了元故都的規(guī)模與格局。把中南海、北海包括在皇城之內(nèi)——愛稱為太液池(“太液秋風(fēng)”是燕京八景之一)。又把皇城之外的什剎海尊稱為玄武池——因為什剎海彼岸有一座供奉玄武神的火神廟，系唐代遺留的古建筑。到底是漢人的皇帝，連結(jié)湖泊起的名字都引經(jīng)據(jù)典，別有涵義，好像有多大學(xué)問似的，而且多多少少帶一點實用主義——太液池和玄武池的命名，都有防火除災(zāi)的寓意。其實，防不勝防。

　　我還注意到這樣的落差：蒙古人把湖稱為海，豪邁中不無夸張——如同他們面對世界的那份主人般的狂放;漢人則把湖比喻為池塘了(是養(yǎng)魚池呢還是游泳?)象征著人在神面前的謙虛乃至自我貶低。前者是天地的主人，后者是神的奴隸。據(jù)說每逢火神誕辰或皇宮發(fā)生火災(zāi)時，明朝的皇帝必定特派大臣去玄武池畔的火神廟叩頭朝拜，祈禱神靈多加關(guān)照。所以即使在給事物的命名方面，這個民族也不敢夸大其辭，文雅有余而野性不足。果然，明朝是最熱衷于修長城的一個朝代，對外擴(kuò)張的野心也是最小的。雖然有鄭和下西洋(由一個太監(jiān)而不是由一個將軍擔(dān)任船長)的偉跡，外交和外貿(mào)的色彩較濃，大相逕庭于蒙古人遠(yuǎn)征日本的那種賭徒式的悲壯。當(dāng)然也可以說，這是文明的進(jìn)步。但對于歷史而言，一次失敗的賭博或許比一樁成功的貿(mào)易更蕩氣回腸，更令后人嗟嘆。我想，明朝正是因為骨子里的保守與懦弱而亡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