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的歷史故事

　　以上各種情況，都大大增加了絲綢之路貿易的成本。由于貿易成本高昂，因此絲綢之路貿易只能進行絲綢、寶石、香料、黃金等體積小、重量輕、價值昂貴的商品販運。難怪這條商路被稱為絲路，而活躍在這條絲路上的“胡商”、“番客”(特別是波斯商人)在唐代文獻中多半被描繪為慧眼識寶的人。美國學者拉鐵摩爾說：“長期貿易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換，絲(后來又有茶和瓷器)是中國的輸出品。金、玉、良馬，喀什以西的五金、葡萄干一類的珍味，奴隸、歌女、樂工等都輸入中國。”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商品的貿易對經濟發展的意義并不大，而且非常容易受到各種非經濟因素的影響。

　　中亞和西亞向中國輸出的最主要貨品實際上是馬匹。伊朗學者阿里·瑪扎海里說：“中國人在與西亞的貿易中僅僅偏愛唯一的一種西方產品，即作為阿拉伯馬之先祖的波斯馬。”這種馬就是中國古書上說的汗血馬，學名阿哈爾捷金馬(拉丁名Akhal-teke horses)。汗血馬的皮膚較薄，奔跑時，血液在血管中流動容易被看到，另外，馬的肩部和頸部汗腺發達，馬出汗時往往先潮后濕，對于棗紅色或栗色毛的馬，出汗后局部顏色會顯得更加鮮艷，而這種馬身上的一種寄生蟲，會導致馬的皮膚上出現紅斑，給人以流血的錯覺，因此這種馬也被稱為汗血馬。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汗血馬日行千里，漢武帝時外國進獻烏孫馬，武帝見此馬神俊挺拔，便賜名“天馬”;后來又有人進貢了西域大宛的汗血馬，于是他又將烏孫馬更名為“西極馬”，而稱汗血馬為“天馬”。由于種種原因，波斯馬不能很好適應中原的水土，因此未能在中國繁衍起來，因此以后不斷有西域良馬輸入中國的記載。直到明末崇禎十六年(1643年)仍有“西域獻千里馬”的記載，這是目前發現的明朝與西域朝貢貿易的最后一次記載。不過到了明代中后期，這種以進貢方式輸入的中亞、西亞良馬的數量已經非常有限。

　　與此同時，中國人發現從北面的蒙古高原和中國東北地區輸入的蒙古馬，雖然不如波斯馬高大俊美，但價格便宜得多，而且更加吃苦耐勞，因此寧愿購買這種價廉物美的蒙古馬。明代中亞、西亞接近中國的地區大部分處于蒙古人的統治之下，蒙古馬成為這些地區對明朝的朝貢貿易的主要內容。為蒙古統治者進行這種貿易中亞商人就通過朝貢貿易把馬大量送到中國。15世紀，中亞商人馬茂德侍奉瓦剌汗也先，并作為瓦剌官員在中國開展貿易活動。他幾乎每隔一年來中國一次，大約在9月或10月到達北京，度過冬季，次年春天返回蒙古高原。正統十二年(1447年)他出現在大同的時候，據說率領超過兩千人的大商隊，帶來貂皮一萬二千多張、馬四千匹，用來交換中國產品。西域各國(或政權)的朝貢使團人數眾少則幾十人，多則三四百人;進貢的方物主要是馬，數量少則幾十、幾百匹，多則三千，甚至六千匹。

　　然而，中國輸入馬主要是為了軍事用途，其輸入處于國家嚴格的控制之下，對于民間經濟并無多大意義。不僅如此，明代中后期，西北方邊防線退到了嘉峪關長城一線。借助于火器，長城防線有效地防御了北方游牧人的攻擊，因此明朝不像漢、唐兩朝為了西北邊境的安全需要建立一支強大的騎兵來對抗北方和西北的游牧人，從而也不必從外地大量輸入馬匹。換言之，馬匹輸入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中國與絲路沿途各國(或政權)之間的朝貢貿易是一種官方貿易，是明朝籠絡其他國家(或政權)的一種政治手段。這種貿易完全取決于有關國家(或者政權)之間的政治關系，因而不是真正的商業活動。由于朝貢貿易不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因此也不具有現代意義上的貿易性質。明朝在朝貢貿易中實行“厚往薄來”的政策，使得這種貿易成為明朝政府的沉重財政負擔。由于中國在這種朝貢貿易中實際上是賠本的，所以費正清(John Fairbank)說：“不能說中國朝廷從朝貢中獲得了利潤。回贈的皇家禮物通常比那些貢品有價值得多。在中國看來，對于這一貿易的首肯更多的是一種帝國邊界的象征和一種使蠻夷們處于某種適當的順從狀態的手段。”正因為這樣，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今天有許多對歷史有興趣的國人抱怨，在這種朝貢貿易只是為了滿足中國皇帝的虛榮心，“花錢賺吆喝”。

　　明朝中后期，一則由于財力緊張，二則越來越意識到絲綢之路貿易在經濟上得不償失，明朝政府對維護絲路貢賜的愿望和能力都在日減之中。明朝政府派遣出使西域的人數減少乃至沒有，雙方往來成為西域人單方面來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由于朝貢貿易違背了商業以牟利為目的這一根本原則，因此缺乏發展的內在動力。到了隆慶初年，朝貢貿易制度也基本瓦解了。

　　事實上，絲綢之路上的民間商貿早就衰落了。由于路途艱難，沿著絲綢之路來做生意的各國商人經歷千辛萬苦來到中國這個富庶之鄉后，都樂不思蜀，不想再回去了。周密說：由于回回商人從中亞到中國“如登天之難”，因此“今回回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復回首故國也”。這些外來客商不想從原路返回故土，中國本土商人更不愿沿著這條艱辛之路去那個危險之地做生意。在這種情況下，貿易怎么進行呢?在此情況下，中國與中亞、西亞之間的貿易也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造成絲綢之路貿易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中國與絲綢之路各地的貿易中存在著嚴重的不對等。換言之，中亞、西亞地區需要中國產品，而中國則基本上不需要這些地區的產品。阿里·瑪扎海里正確地指出：“中國當時與世界的其余地方比較起來極為富裕和技術發達。中國生產和擁有一切，它絲毫不需要與胡人從事交易。18世紀末東印度公司的英國人在想到用鴉片采交納茶葉和瓷器價款之前就發現了這一事實。”明朝人對這一點知道得很清楚。嘉靖初年，都御史陳九疇、御史盧問之向嘉靖皇帝提出：“番人之所利于中國者甚多”，而中國卻不僅未從中獲利，反而受害，因此要求明朝政府“閉關絕貢，永不與通”。這個建議也獲得兵部的支持。雖然明朝政府沒有采納這個建議，但是絲路的商貿地位已大不如前。隨著海上貿易的蓬勃發展，絲路貿易情況更是每況愈下。

　　因此，我們應當實事求是地看待絲綢之路的歷史。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在文化交流方面有重要意義，但在經濟上則否。到了近代，隨著大規模商貿活動的發展，這條絲路上的貿易更是已經成為過時之物。正如任何歷史上存在過的客觀事物一樣，絲綢之路也是有興必有衰，最后乃至終結。那種把絲綢之路稱為“洲際商貿大通道”、“永遠的通道”的說法，肯定是不符歷史實際的。

　　最后，我還要說一說，以往人們在談論絲綢之路時，往往把它描繪為充滿鮮花和歌聲的和平友誼之路。然而問題是，絲綢之路的歷史都是這樣嗎?

　　如前所述，絲綢之路沿途充滿各式各樣的國家和政權，政治狀況極不穩定，反復多變。一些強勢的地區勢力(特別是游牧政權)往往通過這條通道向外擴張，而中國往往是這種擴張的終極目標。這一點過去往往為人忽視，但的確是歷史事實。

　　阿拉伯人于公元7世紀中葉從沙漠中興起后，迅速征服了歐亞非廣大地區，建立了廣袤的阿拉伯帝國，中國史籍中稱為大食國。早在8世紀初，阿拉伯帝國在東方的最高長官哈賈吉·本·優素福應許他的兩個大將——穆罕默德和古太白·伊本·穆斯林，誰首先踏上中國的領土，就任命誰做中國的長官。于是前者征服了印度的邊疆地區，后者征服了塔立甘、舒曼、塔哈斯坦、布哈拉等大片中亞地區，但誰都沒能達到中國。唐朝開元三年和五年(715、720xx年)，西突厥部落突騎施聯合大食向唐朝的安西四鎮(位于今天的新疆地區)發動過兩次戰爭，均被唐軍擊退。為了消除大食的威脅，天寶十年(751)四月，唐朝安西節度使高仙芝率唐、番聯軍三萬人從安西出發，翻過蔥嶺，越過沙漠，經過了三個月的長途跋涉之后，在七月份到達了中亞名城怛羅斯(今哈薩克斯坦的江布爾城附近)城下。阿拉伯人在接到高仙芝進軍的消息之后，駐巴士拉的東方總督艾布·穆斯林立即派遣部將塞義德·本·侯梅德帶部下數千人的部隊搶先駐守怛邏斯城中，加強防守，為大軍集結贏得時間。艾布·穆斯林帶著自己的一萬人趕往撒馬爾罕構筑工事準備大戰，齊雅德和另一將領艾布達·烏德·哈里德·本·伊卜拉欣·祖赫利召集河中的駐屯軍一萬迅速趕往怛羅斯城，高仙芝攻城五天不克，阿拉伯援軍趕到，從背后襲擊唐軍。配合唐軍作戰的葛邏祿部兵突然逃跑，導致唐軍戰敗，高仙芝率領殘兵數千逃回安西。此后，安史之亂爆發，唐朝將安西駐軍東撤，參加平亂，于是西部防線空虛，中國本土暴露在大食兵鋒之前。幸虧此時吐蕃勃興，占領了西域，與大食鏖戰，阻擋了大食東侵。著名史學家范文瀾先生說：“這個新形勢，從長遠處看，吐蕃阻止武力傳教的大食東侵，使漢族文化免于大破壞，又為后來回紇西遷，定居在天山南北作了準備，對中國歷史是一個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