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嗣源

　　李嗣源

　　李嗣源（867—933），唐沙陀部人。本名邈佶烈。為李克用養子，改名李嗣源。即帝位后又更名李璠，是為后唐明宗。

　　李嗣源本是李克用部將之子，生于應州金城縣（今山西應縣）。13歲喪父，李克用收養為子。善騎射，“為人質厚寡言，執事恭謹”，上源驛事件時，17歲的他在亂兵流矢中舍命保護李克用逾垣脫難，因而更受信任，掌親騎，為侍衛長。乾寧三年（896）李嗣源奉命率兵3000前去援救朱瑾，在任城（今山東濟寧）一舉擊敗梁軍，解了兗州（今屬山東）之圍，威名大振，李克用把他所率500騎兵命名為“橫沖都”。光化三年（900）又在邢州青山（今河北邢臺西北）大敗乘勝追擊的后梁名將葛從周，戰場上他親自沖鋒陷陣，身中四矢，從此“李橫沖”的雅號名重四方。而他“每有戰功，未嘗自伐”。“凡所賜與，分給部下。”諸將爭功時，他從容說：“公輩以口擊賊，吾以手擊賊！”于是眾慚而止。

　　李存勖繼位為晉王后，與朱溫大戰于柏鄉（今屬河北），面對裝備齊整的梁軍赤、白兩馬隊，李嗣源笑道：“彼虛有其表耳，翌日當歸吾中。”戰斗中他躍馬挺身，直取梁軍白馬都，生擒二騎校而回。于是士氣大振，取得了柏鄉之戰的重大勝利。他因功而被任為代州（今山西代縣）刺史。

　　此后，他曾北伐幽州（今北京），逼降劉守光愛將元行欽。天祐十三年（916）隨李存勖東征，攻占后梁的磁（今河北磁縣）、相（今河南安陽）等州，因而改任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后又轉任安國節度使（鎮邢州，今河北邢臺）。當契丹進攻幽州時，周德威告急，諸將認為契丹不可能持久，食盡自還，到那時追擊有利。李嗣源力排眾議，認為“德威盡忠于家國，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敵衰”。請求立即派他前去援救，李存勖同意后，李嗣源隨即率部為前鋒進到易州（今易縣）。他分析敵我形勢，采“潛行溪澗，襲其不備”的戰術，臨陣與長子李從珂奮命血戰，動員部屬說：“為將者受命忘家，臨敵忘身，以身殉國，正在今日。諸君觀吾父子與敵周旋！”他挺身入陣，所向披靡，大敗契丹，解了幽州之圍。凱旋魏州（今大名北）時，李存勖親自郊迎慰勞，進位檢校太保。

　　同光元年（923）李嗣源調任橫海節度使（鎮滄州，今滄州南）。當時的戰場形勢對新建的后唐政權充滿危險：梁、唐兩軍主力對峙于黃河沿岸，一路梁軍正急攻澤州（今山西晉城），而唐將李繼韜卻以潞州（今長治）降梁，這等于斷了唐軍的歸路。在這危急關頭，李嗣源欣然領命奇襲鄆州（今山東東平西北），并且擊退了梁軍的反撲，俘虜了梁將王彥章，大大改變了戰場上的形勢。接著，他果決地提出西攻汴州（今河南開封）的策略，并率千騎為前鋒一舉攻占汴梁，梁末帝自殺，梁亡。李存勖喜不自禁，激動地說：“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戰也，當與公共之。”不久，進位兼中書令。

　　滅梁后，李嗣源又曾受命北伐契丹，征討潞州叛將，所向克捷，進位太尉，移鎮汴州成為蕃漢兵馬總管。同光三年（925）再次領兵北破契丹，被調任為鎮州（今河北正定）節度使。這時開始遭到李存勖的猜忌，有人告誡他已經到了“德業振主者身危”的地步，要他“宜自圖之”。

　　同光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魏州發動兵變，李存勖派元行欽前去鎮壓反為所敗，只好派李嗣源前往，結果李嗣源與變兵合流，率軍攻回洛陽，結束了李存勖的統治。李嗣源初入洛陽時稱監國，幾天后即位于李存勖的靈樞前，表示自己是合法繼承而非篡奪。

　　《舊五代史》對李嗣源的奪位多有粉飾回護，但其“逆取”的實質總是難以盡掩。不過他即位后在革除弊政方面歷來頗受史家肯定。首先是裁減宮人、伶人和宦官。“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量留后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自余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以此來整肅宮掖，經濟上節省開支，政治上排除干擾。第二是誅殺宦官佞幸。“即位伊始，下詔斬“直以聚斂為事”、“天下皆怨苦之”的租庸使孔謙，廢除其苛斂之法。“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發為僧，至晉陽者七十余人，詔北指揮使李從溫悉誅之”。對于名聲很壞的高官如盜掘唐陵的溫韞、私用庫物的段凝、縱田客殺人的豆盧革等都在貶官后賜死；地方上的貪官污吏如“稅外科率”的鄧州留后陶玘、“為政貪穢”的毫州刺史李鄴等也都被貶死他鄉。這些對于澄清吏治是很有影響的。

　　李嗣源較關心民間疾苦。他與宰相馮道談論農家勤苦，馮道誦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他甚為感動，“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因此，他著力于減輕民眾的賦稅負擔。天成元年（926）四月下詔免收“省耗”：“應納夏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后止納正稅數，不量省耗。”天成四年五月又下令州縣不得以檢括田地擾民：“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戶自通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五家為保，委無隱漏，攢連手狀送于本州，本州具狀送省，州縣不得迭差人檢括，如人戶隱欺，許令陳告，其田倍令并征。”長興元年（930）二月下詔減收“曲錢”、免收河陽人戶的“橋道錢”：“諸道州府人戶，每秋苗一畝上，元征曲錢五文，今后特放二文，只征三文。”“河陽管內人戶，每畝舊征橋道錢五文，今后不征。”長興二年（931）進一步免收“曲錢”：“應在京諸道苗畝上所征曲錢等，便從今年夏并放。其曲官中自造，委逐州減舊價一半，于在城撲斷貨賣。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鄉村人戶或要供家，一任私造。”因此，敕下之日，人甚悅之。長興元年二月下詔限制民間高利貸盤剝：“應私債出利已經倍者，只許征本；已經兩倍者，本利并放。”對于民眾的夫役負擔，他也愛惜民力，信守規定。長興三年十二月，他到龍門“觀修伊水石堰，賜丁夫酒食。后數日，有司奏：‘丁夫役限十五日已滿，工未畢，請更役五日。’帝曰：‘不唯時寒，且不可失信于小民。’即止其役。”

　　在執法方面，李嗣源也比較嚴明。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人多擁護，監倉犯贓”，依律當斬。侍衛使張從賓向李嗣源求情，他說：“食我厚祿，偷我倉儲，期于決死！蘇秦說我不得，非但卿言！”對于涉及他自身的誤判案件也能自責補過：巡檢軍使渾公兒奏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斗之事，他認為“實所不容”，交石敬瑭處置，結果二人被殺。后來得知所謂百姓乃是幼童，戰斗實是嬉戲，“方覺失刑”，于是他自己“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石敬瑭被“罰一月俸”，渾公兒被“杖二十”后撤職流配登州（今山東蓬萊）。對受害人家屬“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并專就此事下詔，要求“此后在朝及諸道州府，凡有極刑，并須仔細裁遣，不得因循”。這種做法，就是在盛世帝王中也頗為少見。

　　李嗣源即位時已年屆六十，在位七年余，采取的改革措施盡管有限，但也收到一定的效果。司馬光評價說：“在位年谷屢豐，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為小康。”

　　但是，李嗣源在控制宰輔方面顯得無能乏術，或聽任跋扈，或一殺了之，既軟弱又粗暴，這與他目不識書缺乏文化素養有關。樞密使安重誨是他的“佐命功臣”，恃功矜寵，專權自恣，擅殺無意中沖了他前導的殿直馬延，還要李嗣源“降敕處分”，李嗣源“不得已而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簡拔賢俊，杜絕僥幸，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但與安重誨政見不合，議政往往意氣用事，互相呵罵，旁若無人。連宮人都說：“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皇帝）耳！”后來，安重誨誣任圜謀反，矯詔殺之，李嗣源竟“皆不能詰也”。此后他聽信讒言，以安重誨有異志而殺之。安、任二人在他統治期間，可算是盡忠職守的名臣，結果相繼身死，奸佞得勢，國勢每況愈下。

　　李嗣源在認定繼承人方面也表現得優柔寡斷。他的長子從璟為李存勖所殺。次子從榮被封為秦王，任為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后又加封天下兵馬大元帥，表明他打算以從榮為繼承人，可是又不明確立為太子，造成大臣觀望，從榮不安，因而釀成悲劇：長興四年（933）十一月，李嗣源病重，秦王李從榮恐不得為嗣，率牙兵千人列陣天津橋，準備入宮繼位。結果為朱弘昭等所率騎兵擊潰，從榮逃至府第被殺。李嗣源“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于榻，絕而蘇者再”。后征天雄節度使宋王李從厚入宮侍疾。六天后病重不治，終年68歲。宋王李從厚繼位，是為閔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