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條例 篇1

　　問題導向重點突出注重實效的制度安排

　　條例注重簡明實用，共13條，包括目的和依據，指導思想，問責原則，問責主體和對象，問責情形，問責方式，問責執行等。

　　條例明確了問責主體和對象。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政治責任，包括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條例明確了問責內容和情形。條例規定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維護黨的紀律不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等6個方面失職失責行為，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惡劣影響的，進行嚴肅問責。

　　條例明確了問責方式方法�，F有各類問責規定中，共有14種問責方式。條例將這些問責方式規范為對黨組織的檢查、通報、改組3種方式，對黨的領導干部的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4種方式。這些方式均在黨內法規中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經常使用。

　　條例把責任落實到各級黨委及黨的工作部門。條例對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及黨的工作部門在問責中的職責作出明確規定，使責任不僅落實到黨委(黨組)，也分解到組織、宣傳等工作部門，體現了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要求。

　　條例堅持依規治黨，實現紀法分開。突出黨規特色，概括提煉，明確責任;采用黨言黨語、紀言紀語，不套用法言法語;對行政問責事項不作規定，對引咎辭職、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等已有明確規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復規定;不套用問責啟動、問責調查等法律性流程，努力做到要義明確、便于執行。

問責條例 篇1

　　多次指出黨員干部要“對黨忠誠、個人干凈、敢于擔當”和“為了黨和人民事業，黨員干部要敢想、敢做、敢當，做我們時代的勁草、真金”。

　　《問責條例》進一步明確規定了問責內容、對象、事項、主體、程序、方式。把對黨員干部履職盡責的“成績單”同日常監督檢查、目標考核、責任追究有機結合起來，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常態化的制度約束機制，對陽奉陰違、弄虛作假、飽食終日、不作為或亂作為的黨員干部，戴上“問責緊箍咒”。

　　心中明責，才能激發黨員干部干事、創業的內生動力。不論是黨員干部身處何種要職、地位，都必須清楚肩負的責任。履職盡責、一言一行都飽含著黨組織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只有明確職責，才能滿腔熱忱地去創事業，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書寫共產黨人的風采。像“太行新愚公”李保國同志那樣心系使命，自覺把“責任”扛在肩上。他扎根太行深山30多年來，踏遍了太行山區的每一道溝溝坎坎，始終筑牢對黨忠誠的政治品格，保持純正質樸的百姓情懷，自覺把百姓當親人，與百姓心心相印，心里裝著百姓，凡事想著百姓，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擔當精神，造福一方百姓。

　　心中有責，《問責條例》就是從嚴治黨的利器。黨員干部失責瀆職就必須有責必問，問責必嚴。時刻牢記使命，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永葆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始終對“八項規定”、“六項禁令”、《準則》、《條例》等黨紀條規，時刻保持敬畏之心。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及“兩學一做”教育中，認真查擺自己的思想、行為，帶著問題學，真正把自己擺進去，真正做到入腦入心，身體力行去踐行。

問責條例 篇1

　　問題導向重點突出注重實效的制度安排

　　條例注重簡明實用，共13條，包括目的和依據，指導思想，問責原則，問責主體和對象，問責情形，問責方式，問責執行等。

　　條例明確了問責主體和對象。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政治責任，包括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條例明確了問責內容和情形。條例規定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維護黨的紀律不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等6個方面失職失責行為，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惡劣影響的，進行嚴肅問責。

　　條例明確了問責方式方法�，F有各類問責規定中，共有14種問責方式。條例將這些問責方式規范為對黨組織的檢查、通報、改組3種方式，對黨的領導干部的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4種方式。這些方式均在黨內法規中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經常使用。

　　條例把責任落實到各級黨委及黨的工作部門。條例對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及黨的工作部門在問責中的職責作出明確規定，使責任不僅落實到黨委(黨組)，也分解到組織、宣傳等工作部門，體現了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要求。

　　條例堅持依規治黨，實現紀法分開。突出黨規特色，概括提煉，明確責任;采用黨言黨語、紀言紀語，不套用法言法語;對行政問責事項不作規定，對引咎辭職、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等已有明確規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復規定;不套用問責啟動、問責調查等法律性流程，努力做到要義明確、便于執行。

問責條例 篇1

　　黨員學習《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心得體會黨員學習《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心得體會《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繼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紀律處分條例》，以及《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之后的又一次黨內制度創新，是深入推進從嚴管黨治黨的有力舉措，是確保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堅強保障�？梢哉f，《問責條例》是對黨內法規制度的補充和完善，是一次較真碰硬的制度探索，讓管黨治黨的責任更嚴更實。

　　突出主體責任�！都o律處分條例》所適用的對象是全體黨員，而《問責條例》條例則側重于對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的問責處罰，“落實責任”是《問責條例》的關鍵。各級黨組織肩負著管黨治黨的主體責任，而黨員領導干部則是推進管黨治黨的“關鍵少數”，抓嚴抓實主體責任和“關鍵少數”，等于就切中了管黨治黨責任的“大動脈”，唯有二者相配合、齊使勁，才能真正管好黨治好黨。《問責條例》無疑是把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的紀律規矩挺在了前面，勾勒出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的“底線”。同時，把責任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zd等黨的工作部門，一舉打破“單兵作戰”的陳舊思維，有利于形成管黨治黨的強大合力。

　　突出擔當精神。“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忠誠干凈擔當是黨對領導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把管黨治黨責任擔當起來”，是《問責條例》的核心。構建權力與責任相適應的問責機制，是制度治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內在要求。要喚醒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的責任意識、擔當意識，就必找準責任邊界，形成管黨治黨的“負面清單”，讓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清楚知道“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須做”，最終形成責任倒逼機制。

問責條例 篇1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近日，中共中央印發了《問責條例》。《問責條例》體現了黨的以來管黨治黨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是全面從嚴治黨重要的制度遵循，對于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黨的歷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問責條例》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全面貫徹黨的和xx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深入貫徹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聚焦全面從嚴治黨，突出管黨治黨政治責任，著力解決一些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松弛、不擔當、不負責等突出問題，進一步夯實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基石，向全黨釋放出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是管黨治黨的重要利器。

　　《問責條例》強調權責統一，失責就要被問責，強調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目的就是為了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內團結統一、強化政治紀律的剛性、政治規矩的強制性和嚴肅性。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共產黨員必須擔當起應該擔當的責任，這是為黨員領導干部早就刻畫出的“擔當底線”。但在現實中，部分黨員干部對黨的意識薄弱、組織紀律渙散、立場不堅定，存在信念動搖和缺失，導致精神“缺鈣”，“你拉你的琴，我吹我的號”，有利的就執行，不利的就不執行或搞變通，使黨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打了折扣，損害了群眾的利益，也嚴重影響了黨的威信。黨的以來，黨的反腐倡廉取得了一系列成效，而制定黨的問責條例，就是要把責任這把利劍高懸起來，劍指為官亂象，告誡和警示全黨，黨中央對問責是動真格的，黨的領導干部不擔當、不負責就要被追責，實實在在刻畫出為官底線。

問責條例 篇1

　　目前，此次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具體內容尚未公布，但是通過政治局會議的相關表述，已經可以透視出中共這部黨內問責條例的諸多側重點。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對記者分析，此次會議強調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這就頗具針對性。

　　馬懷德說，此前中國共產黨內也有諸多問責制度，但是，就執行效果來看，問責存在不平衡、不主動的現象，影響問責的嚴肅性和有效性，一些領導干部不作為、亂作為、不擔當的現象突出。

　　“比如，被動問責的多，主動問責的少。一個問題出現了，有領導批示、有上級督辦這樣的問題就問責的多、問責的快，其他問題就少問責、不問責。再比如，一些問題，直接責任追究的多，領導責任就追究的少，主體責任沒有落實。問責不力，官員的責任意識就無法形成，從而出現了官員只想要權力，不想擔責任的現象。”馬懷德說。

　　此外，針對會議強調要把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的相關表述，馬懷德說，這個要求就是將黨內問責更細化、更具體、更明確。

　　馬懷德分析，全面從嚴治黨的責任需要黨的每個組織和每個黨員干部共擔，以前總在強調黨委的主體責任和紀委的監督責任，但是對于黨內的不同系統來說，落實從嚴治黨和權力問責，責權需要分的更細致。

　　“既然是全黨的問責條例，就要細致說明責任‘誰來問、問什么、怎么問’的問題，有必要明確到具體的系統和部門，組織系統的責任誰來問、問什么、怎么問，宣傳系統、統戰系統、政法系統等，這些都需要明確。”馬懷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