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四下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昔和親之論，發(fā)于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jié)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guān)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shù)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fā)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xí)戰(zhàn)陳，聚天下精兵，軍于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

　　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fù)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jié)之于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于天以堅其約，質(zhì)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zhuǎn)，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dāng)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于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于長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國，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當(dāng)時，而有闕于后世也。當(dāng)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dāng)；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余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fù)，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zhì)乎？此不合當(dāng)時之言也。若不置質(zhì)，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wù)賦斂于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厄，權(quán)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后六十余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gòu)矣。故呼韓邪始朝于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xí)r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后嗣遁逃竄伏，使于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yīng)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zhì)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

　　夫規(guī)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jīng)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yán)尤論之當(dāng)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nèi)，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發(fā)左衽，人而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xí)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nèi)地。是故圣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nèi)，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圣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