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二 律歷中

　　逵論曰：“以《太初歷》考漢元盡太初元年日食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歷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二日。以《太初歷》考太初元年盡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歷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以《太初歷》考建武元年盡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歷十七得朔，三得晦，三得二日。又以新歷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參差不齊，必有余，余又有長短，不可以等齊。治歷者方以七十六歲斷之，則余分消長，稍得一日。故《易》金火相革之封《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shí)。’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yīng)乎人。’言圣人必歷象日月星辰，明數(shù)不可貫數(shù)千萬歲，其間必改更，先距求度數(shù)，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故求度數(shù)，取合日月星辰，有異世之術(shù)。《太初歷》不能下通于今，新歷不能上得漢元。一家歷法必在三百年之間。故讖文曰‘三百年斗歷改憲’。漢興，常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歲乃改。故其前有先晦一日合朔，下至成、哀，以二日為朔，故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

　　逵論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于今歷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輒奏以為變，至以為日卻縮退行。于黃道，自得行度，不為變。愿請(qǐng)?zhí)�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臣謹(jǐn)案：前對(duì)言冬至日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極九十一度。《洪范》‘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五紀(jì)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今史官一以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同，其斗、牽牛、東井、輿鬼，赤道得十五，而黃道得十三度半；行東壁、奎、婁、軫、角、亢，赤道七度，黃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謂之日卻。案黃道值牽牛，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其直東井、輿鬼，出赤道北二十四度。赤道者為中天，去極俱九十一度，非日月道，而以遙準(zhǔn)度日月，失其實(shí)行故也。以今太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已來月行牽牛、東井四十九事，無行十一度者；行婁、角三十七事，無行十五六度者，如安言。問典星待詔姚崇、井畢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guī)法，日月實(shí)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司農(nóng)中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yàn)天運(yùn)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一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黃道有驗(yàn)，合天，日無前卻，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上中多臣校。”案逵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以角為十三度，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昂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部日月行，參弦望，雖密近而不為注日。儀，黃道與度轉(zhuǎn)運(yùn)，難以候，是以少循其事。

　　逵論曰：“又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shí)，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遲疾意。永平中，詔書令故太史待詔張隆以《四分法》署弦、望、月食加時(shí)。隆言能用《易》九、六、七、八爻知月行多少。今案隆所署多失。臣使隆逆推前手所署，不應(yīng)，或異日，不中天乃益遠(yuǎn)，至十余度。梵、統(tǒng)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dāng)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又非所謂朓，側(cè)匿，乃由月所行道有遠(yuǎn)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fù)，凡九章，百七十一歲，復(fù)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春秋》、《三統(tǒng)》九道終數(shù)，可以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時(shí)。據(jù)官法天度為分率，以其術(shù)法上考建武以來月食，凡三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宜課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