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紀一百七十　起上章困敦正月，盡昭陽單閼八月，凡三年有奇

　　淳祐二年蒙古太宗皇后稱制元年

　　春，正月，丙申朔，詔省刑、薄征。

　　戊戌，右丞相史嵩之等進呈《四朝史》。嵩之改校勘官高斯得所草《寧宗紀》，于濟王及帝潛邸事，妄加毀譽，斯得等爭之不能得。李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曰：“官史官高斯得撰”而已。嵩之等又進孝宗《經(jīng)武要略》、《寧宗玉牒》、《日歷》、《會要》、《實錄》、《皇帝玉牒》。庚戌，上《淳祐重修敕令格式申明》。詔史嵩之等進秩有差。

　　壬戌，別之杰人覲，帝問邊境曾無加備，之杰言當修復(fù)壽春，又言上流之勢全在于蜀。帝又問金陵兵糧及居巢屯兵幾何，之杰言金陵見屯三萬，錢糧僅給；居巢所系甚重，見屯不過三千，遇秋增戍至二萬方足用；帝并然之。

　　甲子，軍器監(jiān)兼尚書左郎官范應(yīng)旍進對，言宗社大計，舉嘉祐、紹興事。帝曰：“兩朝自有典故，非不知之，但難得其人。”應(yīng)旍言：“與賢與子，天實為之。天若祐宋，必有其人，以俟采擇。”

　　以游侶為資政殿大學(xué)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尋提舉洞霄宮，從所請也。

　　蒙古后稱制，崇信奸回，庶政多紊。溫都爾哈瑪爾以貨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耶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

　　二月，甲戌，以范鐘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徐榮叟參知政事，趙葵賜進士出身、同知樞密院事，別之杰為端明殿學(xué)士、簽書樞密院事。

　　己卯，權(quán)兵部侍郎、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李曾伯朝辭，言今若主必守之規(guī)，宜諭大臣，明示意向。帝曰：“當為必守之規(guī)。趙葵久任淮東，且有規(guī)畫。”曾伯曰：“敢不循其成規(guī)！”

　　三月，戊子，詔：“沿江、丙淮，唇齒相依，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聽沿江制置司節(jié)制。”

　　丙申，詔：“刑部戒飭諸道帥閫、邊戎司，今后州且官犯罪，毋加杖責。”

　　癸卯，經(jīng)筵進讀《孝宗圣政》終篇，講讀、修注、說書官各進一秩，馀補轉(zhuǎn)賞犒有差。

　　侍御史兼侍講金淵言：“請明諭宰輔近臣，謹選宗姓之賢德，參稽仁宗、孝宗之典故，次第舉行。”

　　夏，四月，癸亥，倉部郎官趙希塈，言蜀自易帥之外，未有他策。帝曰：“今日救蜀為急，朕與二三大臣無一日不議蜀事。孟珙亦欲竭力向前。”希塈曰：“當擇威望素著之人當夔、峽要害，建一大閫。”帝曰：“重慶城賢，恐自可守。”希塈曰：“重慶在夔、峽之上，敵若長驅(qū)南下，雖城賢如鐵，何救東南之危？”帝然之。

　　詔：“明堂大禮，惟祀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中外大費，并從省約。”

　　丙子，考功郎劉漢弼，言吏部考功條法十六事，帝曰：“當付外施行。”

　　五月，甲午，知梧州趙時學(xué)陛辭，言吳玠守蜀三關(guān)，今胥失之，固宜成都難守。帝曰：“嘉定可守否？”時學(xué)曰：“若論形勢，當守重慶。”帝曰：“若守重太，成都一路便虛。”時學(xué)曰：“重慶亦重地，可以上接利、閬，下應(yīng)歸、峽。”

　　已亥，淮東安撫制置副使余玠入奏，言事無大小，須是務(wù)實；又言：“方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則指之為粗人，斥之為噲伍。愿陛下視文武為一，勿令偏重，偏則必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

　　蒙古兵破遂寧、瀘州。乙巳，郎官龔基先入對，言上流事。帝曰：“上流可憂。”基先言：“施、夔國之門戶，蕩無關(guān)防，存亡所系，豈可不慮？”帝曰：“屯田今歲如何？”基先曰：“屯田有名無實，牛種既貴，軍耕又惰，所收不償所費。”

　　丁未，右正言劉晉之言：“蜀禍五六年間，歷三四制臣，無地屯駐，獨彭大雅城渝，為蜀根本，不然蜀事去矣。今宜于重慶立閫，庶可運掉諸戍。愿早定至計，料簡邊臣，俾往經(jīng)理，則蜀可為也。”

　　戊申，知建寧府吳潛奪職，以臺諫論之也。

　　己酉，以趙葵為資政殿學(xué)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六月，壬子朔，徐榮叟氣歸田里，從之。

　　甲寅，倉部郎官李鋂，請廣求備御之方。帝曰：“去歲蜀事大壞，今當如何？”鋂曰：“陳隆之因成都城故基增筑，未為非是。第功力茍且，識者逆知其難守。臣宗問其方略，但云誓與城存亡而已，未幾，為田世顯所賣，城門夜開，隆之衄焉。”帝嚬蹙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