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紀七　起屠維赤奮若正月，盡重光單閼三月，凡二年有奇

　　丁丑，以太子右詹事鄂勒哲為尚書右丞相，翰林學士承旨博果密平章政事。

　　帝欲相博果密，謂之曰：“朕過聽僧格，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正欲備今日之用。”博果密曰：“朝廷勛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眾。”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鄂勒哲可。向者籍阿哈瑪特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鄂勒哲名；又嘗言僧格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帝以僧格蠹政恐未盡去，召江淮參政燕公楠赴闕。公楠極陳其害，請更張以固國本，帝悅，問孰可以為首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圖。”問其次，曰：“鄂勒哲可。”先是賀勝父仁杰，留守上都，不肯為僧格下，僧格欲陰中之，累數(shù)十奏，帝皆不聽。僧格敗，帝問勝：“孰可相者？”對曰：“天下公論皆屬鄂勒哲。”

　　帝命元教宗師張留孫筮之，得《同人》之《豫》，留孫進曰：“《同人》，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愿陛下勿疑。”及拜鄂勒哲，天下果以為得賢相。

　　帝命勝參知政事。

　　壬午，帝諭御史大夫伊啰勒曰：“屢聞僧格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捶撻御史，其所罪者何罪，當與辨之。”僧格等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等勘驗，辨論往復(fù)數(shù)四，僧格等辭屈。

　　明日，帝如上都，駐蹕土口，復(fù)召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省官辨論。尚書省執(zhí)卷上言：“前浙西按察使勒濟因監(jiān)燒鈔，受贓至千錠，嘗檄臺征之，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令尚書省拆卷持對，其弊可見。及抱卷至，思敬曰：“用硃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若輩為宰相，乃折卷破印與人辨，是教吏為奸，當治其罪。”帝是之，責御史臺曰：“僧格為惡始終四年，其奸贓暴著非一，汝臺臣難云不知；知而不劾，自當何罪？”思敬等對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數(shù)日不決，伊啰勒奏臺臣久任者當斥罷，新者存之，帝曰：“然。”

　　癸未，帝如上都。

　　甲申，命江淮行省鉤考錫布鼎所總詹事院江南錢谷。

　　乙酉，立江淮、湖廣、江西、四川行樞密院；江淮治廣德軍，湖廣治岳州，江西治汀州，四川治嘉定。

　　丙戌，詔：“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每道仍設(shè)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馀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谷、官吏奸弊，一切委之。俟歲終，省、臺遣官考其功效。”

　　初，何榮祖為參知政事，僧格急于理算錢谷，人受其害，榮祖數(shù)請罷之，帝不從，屢懇請不已，乃稍緩之。而畿內(nèi)民苦尤甚，榮祖每以為言，同僚曰：“上既為免諸路，惟未及京畿，可少止，勿言也。”榮祖執(zhí)愈堅，至于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牘。未逾月而害民之弊皆聞，帝乃思榮祖言，召問所宜，榮祖請于歲終立局考校，人以為便，立為常式，詔賜鈔萬一千貫。榮祖條中外百官規(guī)程，欲矯時弊，僧格抑不為通。榮祖既與之異議，乃以病告，特授集賢大學士，至是起為右丞。

　　詔江淮行省遣蒙古軍五百、漢兵千人從皇子鎮(zhèn)南王鎮(zhèn)揚州。

　　執(zhí)河間都轉(zhuǎn)運使張庸，仍遣官鉤考其事。

　　丁亥，營建宮城南面周廬，以居宿衛(wèi)之士。

　　詔逮湖廣省平章約蘇穆爾詣京師。戊子，籍其家貲，金凡四千兩。約蘇穆爾，僧格之妻黨也，鉤考日急，恣為不法。永州判官烏克遜澤嘆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約蘇穆爾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系之！”欲置之死，至是始得釋。

　　辛卯，封諸王特穆爾布哈為肅遠王。

　　壬辰，雨壞太廟第一室，奉遷神主別殿。

　　癸巳，命徹爾率衛(wèi)士三百人籍僧格家，得珍寶如內(nèi)藏之半。鄂爾根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貲，帝問之曰：“僧格為政如此，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顧言不用耳。”

　　時尚書省臣多以罪罷，帝欲使趙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帝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孟頫自念久在帝側(cè)，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