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六 志第十七下

　　諸堰皆甃以石，范鐵以關其中，取桐實之油，和石灰，雜麻絲，而搗之使熟，以苴罅漏。岸善崩者，密筑江石以護之，上植楊柳，旁種蔓荊，櫛比鱗次，賴以為固，蓋以數百萬計。所至或疏舊渠以導其流，或鑿新渠以殺其勢。遇水之會，則為石門，以時啟閉而泄蓄之，用以節民力而資民利，凡智力所及，無不為也。初，郡縣及兵家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請獨任郡縣，民不堪其役‖至是復合焉。常歲獲水之利僅數月，堰輒壞，至是，雖緣渠所置碓硙紡績之處以千萬計，四時流轉而無窮。

　　其始至都江，水深廣莫可測，忽有大洲涌出其西南，方可數里，人得用事其間。入山伐石，崩石已滿，隨取而足。蜀故多雨，自初役至工畢，無雨雪，故力省而功倍，若有相之者。五越月，功告成，而吉當普以監察御史召，省臺上其功，詔揭扌奚斯制文立碑以旌之。

　　是役也，凡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役徒三千九百人，而蒙古軍居其二千。糧為石千有奇，石之材取于山者百萬有奇，石之灰以斤計者六萬有奇，油半之，鐵六萬五千斤，麻五千斤。撮其工之直、物之價，以緡計者四萬九千有奇，皆出于民之庸，而在官之積者，尚余二十萬一千八百緡，責灌守以貸于民，歲取其息，以備祭祀及淘灘修堰之費。仍蠲灌之兵民所常徭役，俾專其力于堰事。

　　涇渠

　　涇渠者，在秦時韓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為渠，并北山，東注于洛三百余里以溉田，蓋欲以罷秦之力，使無東伐。秦覺其謀，欲殺之，鄭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利�！鼻匾詾槿�，使迄成之，號鄭渠。漢時有白公者，奏穿渠引涇水，起谷口，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頃，因名曰白渠。歷代因之，皆享其利。至宋時，水沖嚙，失其故跡。熙寧間，詔賜常平息錢，助民興作，自仲山旁開鑿石渠，從高瀉水，名豐利渠。

　　元至元間，立屯田府督治之。大統八年，涇水暴漲，毀堰塞渠，陜西行省命屯田府總管夾谷伯顏帖木兒及涇陽尹王琚疏道之，起涇陽、高陵、三原、櫟陽用水人戶及渭南、櫟陽、涇陽三屯所人夫，共三千余人興作，水通流如舊。其制編荊為囤，貯之以石，復填以草以土為堰，歲時葺理，未嘗廢止。

　　至大元年，王琚為西臺御史，建言于豐利渠上更開石渠五十一丈，闊一丈，深五尺，積一十五萬三千工，每方一尺為一工。自延祐元年興工，至五年渠成。是年秋，改堰至新口。泰定間，言者謂石渠歲久，水流漸穿逾下，去岸益高。至正三年，御史宋秉亮相視其堰，謂渠積年坎取淤土，疊壘于岸，極為高崇，力難送土于上，因請就岸高處開通鹿巷，以便夫行，廷議允可。四年，屯田同知牙八胡、涇尹李克忠發丁夫開鹿巷八十四處，削平土壘四百五十余步。二十年，陜西行省左丞相帖里帖木兒遣都事楊欽修治，凡溉農田四萬五千余頃。

　　金口河

　　至正二年正月，中書參議孛羅帖木兒、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麗莊，直至西山石峽鐵板開水古金口一百二十余里，創開新河一道，深五丈，廣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東流至高麗莊，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輸納。是時，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以其言奏而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而左丞許有壬言尤力，脫脫排群議不納，務于必行。有壬因條陳其利害，略曰：

　　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為民害，大都路都水監將金口下閉閘板。五年間，渾河水勢浩大，郭太史恐沖沒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將金口已上河身，用砂石雜土盡行堵閉。至順元年，因行都水監郭道壽言，金口引水過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工部官并河道提舉司、大都路及合屬官員耆老等相視議擬，水由二城中間窒礙。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自來未嘗有漁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船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此時若可行船，當時何不于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卻于四十里外通州為之？又西山水勢高峻，亡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郊野，縱有沖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與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漲溢，則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幸于萬一？若一時成功，亦不能保其永無沖決之患。且亡金時此河未必通行，今所有河道遺跡，安知非作而復輟之地乎？又地形高下不同，若不作閘，必致走水淺澀，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致淤塞，每年每月專人挑洗，蓋無窮盡之時也。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閘壩之用？蓋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此議方興，傳聞于外，萬口一辭，以為不可。若以為成大功者不謀于眾，人言不足聽，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當今不宜有此。

　　議既上，丞相終不從，遂以正月興工，至四月功畢。起閘放金口水，流湍勢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眾，又費用不貲，卒以無功。繼而御史糾劾建言者，孛羅帖木兒、傅佐俱伏誅。今附載其事于此，用為妄言水利者之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