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賦
紹圣元年哲宗親政，新黨得勢，貶斥元祐舊臣，蘇軾又成為這些新貴打擊的對象，被一貶再貶，由英州（今廣東英德）、惠州，一直遠放到儋州（今海南儋縣）。盡管當時“飲食不具，藥石無有”，條件極為艱苦，蘇軾卻能“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并對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歸。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蘇軾在儒學體系的基礎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學結合起來，各家思想對他幾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就“奮厲有當世志”（《東坡先生墓志銘》），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別》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輔君治國、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積習，要求朝廷“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張“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后理足而無憾”，濟時治國，“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記》）。他對待人生又有超曠達觀的襟懷，認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寶繪堂記》）。能夠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無所往而不樂”（《超然臺記》）。佛老思想一方面幫助他觀察問題比較通達，在一種超然物外的曠達態度背后，仍然堅持著對人生、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齊生死、等是非的虛無主義又有嚴重的逃避現實的消極作用。這種人生思想和生活態度，在他的創作中都有明顯的反映。蘇軾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張改革但不贊成王安石變法，因而既與變法派發生矛盾，又同維持現狀的保守派有所牴牾。再加上蘇軾為人表里澄澈，講究風節操守，不愿“視時上下，而變其學”（《送杭州進士詩序》），這就使他既不見容于元豐，又不得志于元祐，更受摧折于紹圣，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難，仕途曲折，歷盡升沉。然而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閱歷，擴大視野，使他在文學上獲得很大的成功。
蘇軾對文藝創作，傾注了畢生精力。他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主張“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于適用”（《與元老侄孫》），反對“貴華而賤實”，強調作者要有充實的生活感受，以期“充滿勃郁而現于外”（《南行前集敘》）。他認為為文應“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不能“屈折拳曲，以合規繩”（《送水丘秀才序》），更不應“使人同己”（《答張文潛書》）。要敢于革新獨創，“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書吳道子畫后》）。蘇軾重視文藝創作技巧的探討，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進一步“了然于口與手”來解釋“辭達”（《答謝民師書》），已經觸及了文藝創作的特殊規律。
蘇軾的創作實踐體現了他的文藝觀。他是有多方面創作才能的大家，在詩、詞、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獨到的成就。
蘇軾對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實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發展了歐陽修平易舒緩的文風，為散文創作開拓了新天地。
談史議政的論文，包括奏議、進策、史論等，大都是同蘇軾政治生活有密切聯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無當帶有濃厚的制科氣外，確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頗具識見的優秀篇章。如《進策》《思治論》透辟地分析了當時的內外矛盾，針砭時弊，提出了系統的改革政見；《留侯論》一掃黃石公授書的神秘色彩，論證秦末隱士有意啟迪張良促其執行正確的策略，見解新穎，不落窠臼。這些論文雄辯滔滔，筆勢縱橫，善于騰挪變化，體現出《孟子》《戰國策》等散文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