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1966》讀后感

　　閱讀《生逢1966》(上海文藝出版社XX年6月版)，我的感覺是復雜的。這樣一部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無可避免地留下了時代的烙印。它寫的是畸形年代里的那段扭曲、壓抑、晦澀的青春。小說引起了眾多作者同時代人的共鳴，他們在這里讀到了共同的集體記憶，讀到了自己狂熱的、荒唐的、痛楚的、熱血沸騰的、不堪回首的過去。整部作品具有真實到殘酷的力量。

　　不過，在閱讀中，我仍舊有某種惶惑。我生晚矣，那個時代對我而言，何其陌生與隔膜。正因為我面對的是一部小說，而不是報告文學或其他，我便自然而然地以對待文學的挑剔眼光去看它。如果說，“老三屆”們從中讀出了某種親切的話，我則在短暫的惶惑之后，逐漸從文字的背后讀到了撼人心魄的東西。這種東西與時代符號無關，與小說本身的形式無關，與讀者的年齡閱歷無關，甚至，它也與流行的閱讀時尚無關;但它確如河底金沙般散發出沉著的光芒。在我看來，這才是小說的最為成功之處。

　　我要說的，是這一類的東西，比如，小說主人公陳瑞平和他生命里最初兩個女孩的情感膠著與彷徨，或陳瑞平面對母親生死存亡時的矛盾與痛楚。

　　自從陳瑞平的父親死去后，他的母親一直在生死之間徘徊，兒子與地主成分的她劃清了界限，四十三天沒喊過她一聲“媽媽”。母親生了胰頭癌，她已經在和死神面對面，但她心有不甘。雖然順從了世道，順從了命運，但畢竟不甘啊!那邊廂，兒子也在反復問著自己：“我能喊一聲媽媽嗎?一個紅衛兵能喊地主分子一聲媽媽嗎?”

　　“誰說過不能喊呢?她確實是你的媽媽。誰又批準你能喊呢?”作者冷靜地寫道。就在喊與不喊之間，母親生命的游絲漸弱，“瑞平趕到床頭的時候，是早上六點。媽媽已經去世了。一旁是呆呆站著的蔡小妹。瑞平一下子將手捂在了心口，他的心先是重重地落下，媽媽死了，他沒有機會叫一聲媽媽了。然后又突然蕩了上來，媽媽死了，我不用叫媽媽了。他的身體突然不受靈魂的控制，他喊了一聲‘媽媽’之后就嚎啕大哭……”

　　有人說，現代化進程犧牲的是充沛的情感，是悲憫的情懷。冷漠似乎成了一種人際態度。但是，面對這樣的敘述，是否會感到身處一種壓抑的悲劇性境況中，正有溫熱的暖流淌過心靈，讓你產生欲哭無淚的沖動呢?

　　是的，文學沒有理由否認情感與生命在社會發展中的價值，也沒有理由否認它們在審美上的價值。小說里關于陳瑞平與蓓蓓的初次靈肉“相遇”，也寫得節制、含蓄，充滿無奈、悵惘，而又滿含著復雜的美感。

　　這是兩個孤獨的少年人在復雜情境下的相遇。陳瑞平心里喜歡的是蔡小妹，卻把自己的初次給了嬌美無比的蓓蓓， 兩個孤寂漂泊的靈魂在顫栗的肉體擁抱中尋求著精神安慰。他們一邊默念著生理課上老師教的“草履蟲”，一邊進行著生命中最初的“大事”。這種充滿荒誕色彩的嘗試，暗含苦澀與掙扎。而在有了“第一次”之后，鄰居們所表現出的形形色色，正可謂非常年代的眾生相。在蓓蓓要遠走香港的前夜，他們只能站在兩家的窗戶之前，徹夜相望。窗和窗之間，已是咫尺天涯。他想伸出雙手，可是他的手再長，怎么夠得著呢?他沒有什么能夠相贈，只有19歲男孩的真摯的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