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自選集》讀后感

　　去年出國前，接到好幾家出版社約稿，都是叫我從舊文中“隨便選選”，弄成一個本子，湊在某某“叢書”里。小子何德，竟蒙如此恩待，于是唯唯諾諾，馬上動手。先立一個或幾個主題，分若干小輯，這幾篇給甲社，那幾篇給乙社，五本“自選集”模樣的東西頃刻告成，眼前就浮現了它們將同時推出的壯觀場面，而且讀者若干，稿費幾何——這么一想，不免志得意滿，雖然有一件似乎不太穩妥的事在腦子里一閃，也迅速掐滅了。

　　一年后拿到新書五本，略微一翻，才明白當初在腦子里一閃而過的是什么，絲毫高興不起來了：不少文章選重復了。其實，即使為了湊字數，也無須那樣猴急，抽掉幾篇，厚薄也相宜了。總還是過于自愛，希望自己的大作讓更多的人看到罷，但結果不僅對不起讀者，也害了自己的大作。

　　有一位朋友，每天早上對著鏡子自批臉頰四次（一邊兩次），這才“定定心心”開始一天的工作。我這篇文章，要談魯迅在1932年底編輯、次年3月由天馬書店出版的《自選集》，卻先說了一通自己的雞毛蒜皮事情，倒并非受這位朋友影響，實在只是想借這機會，談圖書出版與現代文學史的一個現象。

　　中國現代高產作家，恐怕只有魯迅一人自覺按照編年方式整理著作，由此避免小說、散文、雜文作品重出于不同的單行本。這是作者之福，讀者之福。其他作家如周作人——更不要說當代的我輩——就很慘了，雖是“自編文集”，也繚亂不堪。筆者因為犯過這錯誤，所以悔愧至深。

　　不記得是竹內好還是木山英雄曾經說過，魯迅一生都在撰寫《魯迅全集》，意識是說，逐年編輯自己的作品的習慣，預先確定了他寫下的片言只語在未來的“全集”中的位置，而這也足以使《全集》之外任何自己或別人的選本，都無害其著作體系的完整性。

　　即使這樣，魯迅生前也只編了一本《自選集》，這就更要令當時和后來無數作者尤其是像我這樣半吊子的魯迅研究者慚愧得“汗不敢出”了。

　　講究書的版本形式，乃一切愛書寫書者的習性，但魯迅這方面似乎特別嚴格。他曾經針對清修《四庫全書》而反復致慨于滿族統治者對漢人書籍精心的“謀殺”。對一些謀取暴利或達到別樣目的的“聚珍本”、“校注本”，他不僅指出校對乃至斷句上的錯誤，更不放過出版和編輯者隨意變亂古人著作版式的漫不經心、甚或自以為高明的惡劣行為。新出版的圖書天地過窄，他也極其不滿，以至于上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加以深究。在《魯迅全集》里，關于“書的還魂和再造”的現象的論述很多，但我們也注意到，魯迅談論版本形式往往意有他屬，不同于那些喜歡炫耀見識高卓或收藏宏富的博雅之士。總的精神，無非“樸實”、“認真”四字。

　　《魯迅自選集》選《野草》七篇、《吶喊》、《彷徨》各五篇、《朝花夕拾》三篇、《故事新編》兩篇，共二十二篇。因為魯迅生前只有這本《自選集》，“編選意圖”就特別引起學者們的興趣。張鐵榮先生在《中華讀書報》（2005年6月1日）上著文，對此多有論述。有一段話是這么說的：

　　“他僅僅從《吶喊》中選取了自己最滿意的5篇小說，作者自己并沒有把這兩篇‘聽將令’的代表作《藥》和《明天》選進去，這大概表明了他所說的‘聽將令’是一種自謙和托詞，也可以看出對這兩篇作品不甚滿意。如果沒有《魯迅自選集》的出版，我們就很難知道來自作者的這一心靈深處的信息。其次，關于從彷徨選取的5篇也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這里面刪去了《兄弟》、《孤獨者》和《祝福》很值得研究，起碼說明此時的魯迅已經從兄弟失和的陰影中脫出，在心緒上也和彷徨時代完全不同了。當然從《故事新編》中只選取了兩篇就是《奔月》和《鑄劍》，這是最符合魯迅精神的作品，至于為何刪去了《補天》——就很值得對1933年的魯迅進行具體分析了。”

　　《魯迅自選集》是魯迅應天馬書店之請編選的，以魯迅對“選本”問題的敏感，他在這次的“自選動作”中參進一些特殊用意，也是可以想象的，但張鐵榮先生這一段話也過于坐實、過猶不及了。

　　魯迅在《自選集》的“序言”里說得明白，他接受邀請，編這本《自選集》，主要是同意出版者的說法，“能夠節省讀者的耗費”，至于“以為由作者自選，該能比別人格外知道的清楚”，他就并不贊同、而且因此感到“很難”了：“因為我向來就沒有格外出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為格外高妙，配得上特別提拔出來的作品。沒有法，就將材料，寫法，略有些不同，可供讀者參考的東西，取出二十二篇來，湊成了一本，但將太給人一種‘重壓之感’的文字，卻特地竭力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