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讀后感

　　斯密《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一書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各個不同側面詳細而嚴謹地論證了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和促進經濟的發展繁榮。他采用了以微觀經濟分析為基礎的宏觀分析方法，綜合了人性論、法律與政治理論及經濟思想理論的分析視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 

　　由于《國富論》蘊涵了諸多的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分析方法，并提出了經濟學原理機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價值和政策實施意義，本文僅對自身感興趣或自認為有特別價值和現實意義的部分理論進行表述和評點。為避免打破原書的邏輯思維結構和思想脈絡，本文以《國富論》（謝祖鈞、孟晉、盛之譯，國富論----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所列章節目錄為序作以擇要。 

　　（1）斯密認為，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必須隨每一個國家的收入和資本的增加而增長。而沒有后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長。而收入和資本的增長就是國家財富的增長。沒有國家財富的增長，也就不可能有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第一篇，第八章，P56）在那個以農業為主導的時代，資本的增加引起社會資本總量的增加這一過程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勞動生產率得以不斷提高，使得整個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總量在整體上大為增加。然而在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這種國家財富增長所引起的勞動力需求的增長的效果并不十分明顯，甚至還有減小的趨勢。同時，在我國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在國民經濟持續高漲的同時（這里僅從數字可以說明，至于這個數字的準確性和可靠度則另當別論，但還是能夠得出經濟快速發展的結論的，只不過是程度不同而已），盡管有勞動力需求的大量增加，但國內的就業形勢卻日益嚴峻，失業人數逐年增加。當然，這其中有人口的增長快于經濟的增量、勞動力素質與就業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說明斯密的這一理論沒有考慮到諸多的外生變量，需作進一步的改進，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說服力。 

　　（2）斯密認為，資本在農村的利率總要比城市的高，這是由于農村金融市場規模不經濟、借貸成本高、資金市場供不應求等因素引起的。（第一篇，第九章）資本在農業方面雖然對社會貢獻最大（現在已不能絕對地說是最大，用比較大的說法也許更合適），但利潤比較小，因此對農業方面的資金投入總是不能得到滿足。因此，也就出現了農村發展的兩難:問題：一方面是農村建設的資金需求缺口趨于擴大，一方面卻是各種金融機構不愿意在農村從事放貸業務。以斯密的思維，可以通過放寬農村金融市場的利率限制來發展農村業務，通過圍繞時常利率進行自由浮動的適度高利率來彌補各種借貸成本，最后通過競爭者對市場的爭奪逐漸回歸到利率的正常水平，這不失為當前解決建設新農村資金籌集困難的有效途徑，但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保持利率的適度高的水平，不然可能會因為高的利率帶來新的高風險，就適得其反了。另外，也可通過引導和規范而不是限制和取締各種非正規民間金融、加大政府財政支農力度等措施來解決農村市場的金融抑制。 

　　（3）斯密認為，當一個人的資財，只能維持他幾天或幾個星期的生活時，他會很少考慮從這筆資材中獲取收入。他會盡可能地節約消費，希望依靠自身的勞動，能獲得一些收入來增補這筆資財。他的資財完全來自他的勞動收入。各國的窮苦勞動者大多過的這種生活。（第二篇，第一章，P187）斯密通過分析資財的額度和可支配期限將其界定為生產性和生活性支出兩部分，又將生活性支出按來源和用途細劃為三種類型。這樣，使我們對收入的認識逐步深化，更利于支配和使用不同類型的資財，為后來人們樹立了理財觀念和收支計劃提供了依據。 

　　（4）斯密認為，一個為了消費而借貸的人很快就會破產，而借錢給他的人通常也會后悔自己的愚蠢。因此，為了這樣一個目的不論是借款還是貸款不管什么場合高利盤剝是不可避免的，對于雙方均將不利。（第二篇，第四章，P233）既然借貸的人多為窮人，放貸的人會提高利率（如高利貸）來彌補這部分風險，但利率提高的同時又增加了還貸的風險。這樣就存在了一個悖論：不管是借貸者還是放貸者，雙方都存在利益的流失和各種風險，高利貸卻依然能夠生存下來。我認為原因是高利貸的存在包含了諸多不正當的經濟和社會行為，比如洗黑錢、黑勢力介入、借款者被迫從事違法犯罪現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