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讀后感1500字

　　即便是柔和了結局，由張藝謀導演、根據余華的小說《活著》改編的同名電影至今仍因敏感的政治問題未能夠通過廣電審批，無法進入影院公映。

　　這是作為電影的悲哀，卻是作為小說的幸運。主人公福貴青年時是一個闊少爺，嗜賭成性的他將家中祖輩積攢下來的龐大家業全部輸光，省悟后的他和母親、女兒過起了窮困潦倒的日子。然而，上天似乎注定要他為青年時的過錯付出沉重的代價：他去為母親求醫，半途上卻被國民黨殘兵抓了壯丁;縣長的老婆生孩子需要輸血，結果兒子被不負責任的大夫抽血過量致死，后來發現縣長竟是福貴在國民黨軍隊時同生共死的小戰友春生——春生在席卷全國的文革中經不住迫害，懸梁自盡;鳳霞嫁了個好女婿，可沒想不久就死于產后大出血;兩個孩子去后，妻子家珍也撒手人寰;幾年后，二喜在一次工地事故中慘死，福貴便把外孫接到了鄉下和他相依為命;可是好日子沒幾年，小苦根因貧，吃豆子時被撐死，失去了幼小的生命。最終，孤苦伶仃的福貴買了一頭待宰的老牛做伴，每天朝出暮歸奔波于田間……

　　名為《活著》，講述的卻是關于一個個關于死亡的事情。它在一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展開敘述，但有意地淡化了社會政治背景，而更主要的是把它當作孕育苦難的生存環境，一個磨練人性的“煉爐”。如果沒有這條不可否認的環境線索，人物和事件就像照相館里拍一寸照，換來換去都是一抹色單調的背襯。主人公福貴的一生就掙扎在這樣一個“煉爐”中，他經歷了從大富大貴到一貧如洗的物質生活的巨大變遷，經歷了多次運動給他帶來的震蕩與困窘，目睹身邊的親人一個個離他而逝。

　　許多評論家認為，《活著》是余華創作的一個分水嶺，是作者在自己進行先鋒性文本創新無門的時候，尋求出來的一條新路。然而作者自己似乎都還沒有準備好如何走下去，這從作品的前半部分流露出來的很大的隨意性就可以體現。任何讀者都會覺得小說開頭更像是孩子信手的涂鴉——“我比現在年輕十歲的時候，獲得了一個游手好閑的職業，去鄉間收集民間歌謠。那一年的整個夏天，我如同一只亂飛的麻雀，游蕩在知了和陽光充斥的村舍田野……這位老人后來和我一起坐在了那棵茂盛的樹下，在那個充滿陽光的下午，他向我講述了自己。”這是一篇在隨意中完成的小說，與同時代的蘇童、莫言風格類似。

　　就像作者在小說前言中所說，“人是為或者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同時，余華也不是一個鐘情煽情的作家，因此他在創作中也用用一種近乎冰冷的筆調娓娓敘說一些其實并不正常的故事，為了敘述而敘述，毫無矯揉造作之態。而所有的情緒就是在這種娓娓敘說的過程中中悄悄侵入讀者的閱讀。這樣說來，《活著》以一種滲入人心的表現手法完成了一次對生命意義的哲學追問。

　　小說主人公福貴過往的一生是痛苦的，然而，他淡然地講述了他無法想象的經歷。福貴以死去親人的名字稱呼老牛，把對親人的思念和感情寄托到了老牛身上，而老牛似親人般給予了福貴繼續活著的希望。福貴與親人之間本能、樸素、溫暖的親情不僅沒有消失，而且在苦難的折磨下不斷得到充實和升華，并成為福貴坦然直面人生變故的精神支柱。如果有一天老牛死去，福貴活著的希望依然不會破滅，他還要為自己而活著，而且會好好地活著。因此，在小說的末尾，福貴鄭重其事地對他自己的后事做出妥善安排：他在枕頭下放上十元錢，以便發現尸體的人能夠好好安葬他。善待自己也是慰藉親人的一種方式。

　　“我知道黃昏正在轉瞬即逝，黑夜從天而降了。我看到廣闊的土地袒露著結實的胸膛，那是召喚的姿態，就像女人召喚著她們的兒女，土地召喚著黑夜來臨。”這是小說的最后一句。生命中其實是沒有幸福或者不幸福的，生命僅僅只是一種存在，它和其他萬物一樣并無任何意義。對命運最有力的反抗，是對生命的召喚。不管是為了崇高轟轟烈烈地死，還是不為任何卑微堅韌地活著，都是一種生命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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