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父親說收到我的大學錄取通知書時，我就感到自己從一個“圍城”中陷入了另一個“新圍城”中——雖然“新圍城”這個詞不是當時想出來的，但那種感覺卻是一樣的——而且是無可自拔的，越掙扎只能越陷越深，于是我放棄了掙扎，開始適應這種環境，開始適應碌碌無為的生活，開始感到自我精神的墮落，我每天只有一個追求，那便是自己能心情平靜地過好每一天，不要激動。我覺得大學里的生活完全不如高中時代有目標有追求、有關心自己的老師、有人鼓勵——換種說法是，在大學里一切只能靠自己。大一那年，我遇到了人生中最悲痛的事，第一學期，奶奶離世。后來，第二個學期父親卻又摔傷了腿，家庭里一個傷心事未子，又籠罩了一層傷心的影子。然后便讓自己感到人生的困惑，無法解決，一切只能靠自己。
于是，我感到自己處在這個“新圍城”（決不是愛情）中，東奔西突，漫無目標——不是我不想奮斗，而是我無法在這個封閉和自我封閉的世界里尋找到一個位置，我是一個內向的人，我的大學里一年多的日子便只能在自我盲目的探索中浪費了！幸好，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導師——哥哥，又出現在我人生的航程中，擔當了航標的角色，是他引導著我走向自己的方向的。我知道自己別無選擇，也許我有很多路可以走，但我已經到了大學，固定了專業，我不可能越出自己給自己帶來的圍籠，去走其它的路，惟一個辦法只能是超越自己。但我一直沒能超越自己，所以我的人生需要一個引路人，而這個人就是我哥哥。
2005年10月末，哥哥引導我寫下了第一個小說《春天花會開》，只有五千字，后來修改時只剩下三千字，但這卻是我有意識地寫作過的最長的文章，此后哥哥的不斷鼓勵讓我不斷努力，從2005年12月份開始至2006年2月末，我共寫作（包括對以往的作品的修改）了十多萬字，發表在網上（紅袖添香文學網，榕樹下等等）的有十萬多字，雖然這些文字都相當不成熟，但它們卻讓我感到這是我走出“新圍城”的惟一方法。早在我寫出第一個小說時，我就曾在短信里對哥哥說，我想在今年農歷四月份我生日到來之際給自己一份文學厚禮，或許自印一個小文集，名字就叫《春天花會開》。那時候思想還很沖動，是個初生牛犢，才敢這樣夸下海口——無論是什么印的，如果一個文集（不是詩集）沒有十萬字以上的話，也能算文集？雖然說我很想模仿余杰，但余杰是真正的才子，我除了有自印一本文集的外在條件外，根本與余杰沒有可比處。但我還是這樣做了，人也許沒有這種才華，但人可以有這種追求！現在我將那個夢想做了一點改動，就是將文集名字改成了《新圍城》。也許這些作品的份量很小，但對我而言，它們意義重大。它們也許是我結束我在大學里的“新圍城”時代的標志。
我是在利用這本自印文集練習寫作，我是一個很喜歡圓滿的人，有了目標我就追求一個結果，沒有結果的目標從來不會出現在我身上。所以，我寫下了這些文字。散文是我用來練習表達思想感情的，因為我有太多情感積郁在心中，不吐不快，寫散文只是為了消解心中沉重的負疚感。
雜文我只寫了四篇，而且這四個雜文并不是很成熟，有些網站還把它們歸類在了隨筆類上，可見這四個雜文還是很幼稚的，但這也正是我非要寫作雜文的原因，幼稚是因為我還沒有自己成熟的觀點，沒有自己的明確立場，所以才會表現得幼稚，我還不夠有理性，我正是想借住雜文這種有強硬態度的東西來培養自己的理性，樹立自己的觀點，我要讓自己的思想站起來，而不是永遠低靡。在雜文寫作中有句話讓我受益匪淺：“中庸就是沒有觀點，文學的東西，不偏激不行！”雜文不是救世主，雜文只看準一個著力點使力，所以雜文是允許偏激的，但偏激絕不代表作者的片面。是的，誰都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面性，但作為一個雜文寫作者，它要看的不是你的兩面性，而是它看到你的什么就寫什么，否則，雜文就失去了骨氣，就軟了，那也就不叫雜文了。我認為雜文家沒有必要也不能為一個人或一種現象的好或善而忽略了他（它）的壞和惡。雖有偏頗，卻必須如此，否則就是“中庸”，就是沒有觀點！我大學里所學的的專業與“觀點”有關，要寫文章，要寫評論，不能沒有自己的觀點。我要學習寫作學術論文（包含文學評論），可是如果去評論別人，往往得不償失，因為沒有哪個作者會來指導自己，說你寫的評論好，或不好；好又好在哪里，不好又不好在哪里。于是我選中了我哥，自作主張給我哥哥的中篇小說寫了一個兩千多字的評論——這是我小說評論寫作的發端，我的目的是想讓哥哥給我評評我有沒有寫作評論的可能（潛在能力）。所以我先聲明于此，這個評論純屬練筆之作，沒有更多意思。
※本文作者：李尚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