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地，那是揚州歷史上最輝煌的一段時光。它不是人們所熟知的“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的鹽商之都，而是屬于云蒸霞蔚、氣象萬千的初唐，一個剛從混亂混血中涅槃的民族，正向著世界，向著宇宙，睜開一雙澄明而無限憧憬的眼睛。多少次，我想象著那樣一個美麗的春夜，孤獨的詩人，在寂寞的江流聲里踱步，徘徊，被一種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蒼茫壅塞胸懷。突然，從蓊郁的花林那邊升起，一片最初的月光擊中了他。他感到自己的軀體開始透明，并隨著江月一同浮升，一同俯瞰這片廣博而溫馨的大地，一個波光滟滟的夢幻世界。于是，仿佛江水的自然流瀉一般，這樣的詩句從他的胸中汨汨而出：“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何等氣象！僅此數句，已足已使一個詩人永生。然而，神明天啟的詩句，繼續連袂而至，幾乎使我們屏住了呼吸：“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此時，他感到自己易朽的軀體，如同一葉扁舟，被潮水的韻律推涌著，在水天一色的月光里，飄向一個永恒的境界，載著人間的情愛，思念，期待。
在中國文學中，能與西方相抗衡的，惟有詩歌。《春江花月夜》的誕生，于浩瀚的中國詩史，不啻是一個奇跡，那種對時間的從容追問，身心與宇宙俱溶為一體的空茫之境，均惟東方所特有。但對于尚興趣而乏玄思的中國文化傳統，《春江花月夜》又同時是一個異數。如果如梁宗岱先生所言，他曾為中國尋找出一首具有宇宙意識的偉大詩篇——《論語》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那么，我認為還應立即補上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而在純詩的意義上，后者更是空前絕后的。
然而，在漫長的詩史中，張若虛是寂寞的，即使近于同一流派的李白、蘇軾這樣的大詩人，也未對這位前輩詩人表示應有的尊敬，甚至未置一詞。李白的“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蘇軾的“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等杰作，無不是從《春江花月夜》胎出。相反，他們對一些二流詩人表現了異乎尋常的熱情，如李白對寫下七律《黃鶴樓》的崔顥的嘆服，蘇軾對婉約纏綿的秦少游的推崇。這不禁使我想到歌德對三流音樂家澤爾特的完全信任，卻對偉大的貝多芬視而不見。這是一個頗值得玩味的現象，顯然，這幾位偉人所推舉的對象，都不能對他們的天才提出挑戰，動搖他們的位置，他們完全可以以寬容的心態而對之。況且，在喜以詩才炫勝的中國古代，以自己才華的短處，與贊美對象的擅長打個不分勝負，也是一件令人愜意的事。無論多么偉大的詩人，都首先是具有七情六欲的凡人，可以想象，李、蘇初觸《春江花月夜》的瞬間，一定會有一種被電流擊中的感覺，并發出“既生亮，何生瑜”的嘆息。這里，我們必須充分理解“明月”對于中國詩人的特殊意義，在中國詩史中，詩人所詠嘆的對象，以明月為最多，亦最佳，明月實際上已成了大自然，或人類所面對的整個宇宙的象征，“明月詩人”已成了中國詩人所向往的最高桂冠，在這一原則問題上，天才而自負的李、蘇當然都是不會拱手的，最合適的選擇，自然是沉默。但在歷史最終饋贈給人類的這三大“明月詩人”中，李白的明月最雄奇飄逸，蘇軾的明月最富于情思，而張若虛的明月則是懸的最高的。他不僅以自己的“孤篇”蓋全唐，他甚至已成了一種象征：一個詩人，與他的整個世界的全部努力，就是為了最終成就一首偉大的詩篇。
博爾赫斯在他的一篇精彩隨筆《論惠特曼》中曾寫到：一直存在著兩個惠特曼，一個是由一生枯燥乏味的日子構成的凡俗肉軀，另一個則是由詩歌的天國般的宇宙所提煉出的偉大象征。而后者在本質上，可能更接近真實。這使得我的這篇文章的展開，有了充足的勇氣，甚至產生了更大的野心，試圖同時從形而下和形而上兩方面，勾勒出一個詩歌藝術大師的形象。作為張若虛的同鄉，我有資格這樣要求自己，并進而索要一本完整的《張若虛詩集》。然而，我們所面臨的事實又是如此的令人難以置信，張若虛僅留存下一首孤篇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和另一首僅為文史研究者知曉的《代答閨夢還》，這簡直是造化弄人。看過《代答閨夢還》朋友應有這樣的感覺，全詩艷麗工整，欲出宮體之籬，似啟溫李之風，一般詩人作出此等詩來，應頗可自負了。然而，若站在偉大的《春江花月夜》身邊，則不啻天上人間，顯的局促，拘謹，沒有能夠充分地鋪展，放開。這里，歷史又出了一個謎，為什么這首平淡的詩作，能和《春江花月夜》一道，掛在張若虛的名下，唯一合理的解釋，它應是張若虛的少年成名之作，而有機會僥幸流存。如果仔細品味，此詩奏鳴曲式的結構，對時光流逝的悵然詠嘆，都是張若虛風格的，并預示了日后的發展。但不論怎么說，此詩只能充當《張若虛詩集》的底座，在這底座與塔尖的《春江花月夜》之間，按常識推斷，至少應布滿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同來望月人何處，風景依稀似去年”這樣風華的詩句。
※本文作者：莊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