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起，霜降后的風涼涼的，滿大街的一地黃葉，昭告著秋風的蕭瑟。
一個熟稔卻又略顯生疏的聲音從網絡中經手機傳導過來，絮絮的，告訴我一件子虛無有的事情，閑著的人們閑著的無聊，讓你覺出人的口角的犀利無比以及人生的好多無奈和無端。
拿起林清玄的一本散文集和余秋雨的《山居筆記》交叉著看幾篇以遠離喧囂的塵世。
然而不能，剛剛傳導而來的閑言碎語讓我怎么也靜不下心來進入讀書的狀態，此種境況，我還是第一次。
轉過來，對著余秋雨《山居筆記》上的“新版”兩字呆看了半晌，亦未悟出些許道理來。
按余秋雨先生的自序釋解，“新版”云云主要是對文化盜賊的一種特意的抵制和取笑，以使“文明和邪惡不可混淆，歷史和法律不容侮弄。”
想來，連余秋雨先生這樣的如日中天的中國當代文壇上的大家都作如是說，或曰疾惡如仇，用如椽之筆作匕首投擲狀，于我們這些平平庸庸的平常人又能若何？按照余先生的文說，那蘇東坡的文化突圍在人生流放途中可能亦另當別論了。
然而，蘇東坡在被惡貶以后，確實在蘇州寫出了《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后《赤壁賦》那些膾炙人口的詩文，這位中國歷史上的大文豪當時亦正踽踽地踱向知天命的年令。
思如斯，心頭亦稍稍有些釋懷，然而于靜默中國學大師啟功的影像偏又不合時宜地閃了出來，先生在對待文化盜賊的處理方式上與余先生相比是大相徑庭的。
眾所周知，啟功先生是當代中國著名教育家、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家、古典文獻學家、語言文字學家、書畫家、文物鑒定家、詩人……其在文壇上的名頭不可謂不大。
我是啟功先生的崇拜者，其內涵豐富的學術著作和精美絕倫的書畫作品讓人品之若飴，睹之神爽，仰之彌高。啟功先生是一座山巍峨地立在那兒。
然而啟功先生在談及其書畫之作的贗品時語調是舒緩的，而且從不和仿作者較真，稱別人那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謀生手段，有好事者將一副作品拿給先生讓其指辯真偽以作抨擊，而先生卻言及其它不去正面作答，好事者于愕然中姍姍而退。
如是，這當是做大師的另一種境界了。
如此的聯想，我的腦海里亦覺有些糊里糊涂。于我等，即使想模仿，又有幾多能力能將先生的作品仿作出萬分之一二？
想到剛讀過不久的林清玄的散文《無關風月》的開頭語：對壓傷了的蘆葦，不要折斷；對點殘了的蠟燭，不要吹滅。
想到林清玄《溫一壺月光下酒》中的喝酒的哲學，這位散文大家將飲酒分作上中下三乘：一堆人吆五喝六杯盤狼籍為下乘；三五好友，一堆花生閑啜慢飲為中乘；一人獨酌，舉杯向月為上乘。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這便是一種至臻的境界了。
世事維艱，生生不息生活著的常人又有幾個能登上生存著的思辯者的巔峰？榮辱皆忘，處變不驚，與世無爭，以一顆平常心待平常人，處平常事，清清爽爽地活著，多好。
然而，那種平常心的平常化境也是頗難覓得到的，大概須有坐禪的功夫才有可能。如常，偶爾會見到一兩個醉酒者，其形態各異，有時亦會讓觀者忍俊不禁，由是想到俗語借酒澆愁類，其實，醉酒本來就是一種錯誤。用醉酒來消解思緒別愁，則是在用錯誤的方式錯誤的處罰自己。
但那世上醉酒者卻比比皆是。
有一段流傳甚廣的對話，清華、北大和北師大的三個學生一起聊天，清華的一個學生說：清華培養了許多優秀人物，出了不少中央領導。北大的那個學生說：真了不起，我們北大沒有出這么多領導，只出了一位杰出的圖書管理員——毛澤東。北師大的同學跟著說：我們學校沒有出這么杰出的圖書管理員，只是出了這位管理員的老師。（查閱資料，毛澤東的老師當指北師大漢語言文學系黎錦熙教授。）
聽者會否莞而一笑。不同的學府，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思維，話中的世俗性、功利性以及偏倚性卻是顯而易見的。
※本文作者：山石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