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書很鄭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產院去定下單人病房并請女院長介紹專家大夫。院長問：
“要女的?”(她自己就是專家，普通病房的產婦全由她接生。)
鍾書說：“要最好的。”
女院長就為我介紹了斯班斯大夫(DrSpence)。他家的花園洋房離我們的寓所不遠。
斯班斯大夫說，我將生一個“加冕日娃娃”。因為他預計娃娃的生日，適逢喬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們的女兒對英王加冕毫無興趣，也許她并不愿意到這個世界上來。我十八日進產院，十九日竭盡全力也無法叫她出世。大夫為我用了藥，讓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來，發現自己像新生嬰兒般包在法蘭絨包包里，腳后還有個熱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渾身連皮帶骨都是痛，動都不能動。我問身邊的護士：“怎么回事兒?”
護士說：“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護士在門口探頭。她很好奇地問我：“你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卻靜靜地不吭一聲。
我沒想到還有這一招，但是我說：“叫了喊了還是痛呀。”
她們越發奇怪了。
“中國女人都通達哲理嗎?”
“中國女人不讓叫喊嗎?”
護士抱了娃娃來給我看，說娃娃出世已渾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據說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個中國嬰兒。我還未十分清醒，無力說話，又昏昏睡去。
鍾書這天來看了我四次。我是前一天由汽車送進產院的。我們的寓所離產院不算太遠，但公交車都不能到達。鍾書得橫越幾道平行的公交車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來，知道得了一個女兒，醫院還不讓他和我見面。第二次來，知道我上了悶藥，還沒醒。第三次來見到了我;我已從法蘭絨包包里解放出來，但是還昏昏地睡，無力說話。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護士特為他把娃娃從嬰兒室里抱出來讓爸爸看。
鍾書仔仔細細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說：“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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