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與友人論及國內法理學研究的現狀，談起“社科法學”與“教義法學”的對峙乃至所謂“認知法學”的異軍突起，頗為感懷。

　　不言而喻，對這種種時髦的法理學研究，我自然是心懷感佩和尊重的，因為它們堪稱使中國法理學擺脫“幼稚”之名的建設性努力，既豐富了法理學研究的視野，也使得國內的法理學研究更加規范、更加“與國際接軌”。然而，贊賞之余，我仍不免保留幾分疑慮。

　　先看“社科法學”。“社科法學”無疑是將法學“社會科學化”的努力，它試圖采用各種公認有效的社會科學方法(如質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研究法律問題。從整個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情況來看，這種“科學化”的嘗試是伴隨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提升，首先在經濟學領域而展開的。大約近十年來，“科學化”的浪潮在“國際化”、“走向世界”等符號指令下開始在社會學、法學和政治學等領域興起。

　　就法學而言，蘇力教授堪稱國內“社科法學”的首創者。他不僅自己率先垂范地開啟了以質性研究方法研究中國法律問題的先河(代表作為《送法下鄉》等論著)，還明確提出“社科法學”的研究范式，創辦了《法律與社會科學》研究輯刊，極大地提升了國內法學“社會科學化”的研究水平。然而，由于當下中國法律實踐并不完善，法律只能扮演一種保守性的力量，而缺乏對社會的建構性、范導性的積極作用。正像蘇力所說，“法律從來都是社會中一種比較保守的力量，而不是一種變革的力量。”對一個法律的政治哲學基礎(黑格爾意義上的倫理基礎和康德意義上的道德基礎)尚待確立的國家，如果僅將法律視為一種被動的、保守的、反映性的力量，無異于是說“存在即合理”。在這個意義上，鄧正來先生對蘇力式“社科法學”的批評可謂一語中的：它實是以“有效”或“可行”代替“正當”和“善”。由于清空了法治的理想要素和合法性的規范性向度，“社科法學”事實上將法律的合法性等同于法律的被接受性，而不是可接受性。就此而言，它具有顯見的法律實證主義和政治保守主義傾向。

　　值得指出的是，蘇力式“社科學派”曾自陳：“歷史唯物主義還是我的始終觀點。”但由于抽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批判旨趣，它勢必會背離其基本精神。關于這一點，我們重溫一下馬克思本人對歷史法學派的批評就明白了。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曾毫不留情地批評歷史法學派的“歷史經驗決定論”傾向：“有個學派以昨天的卑鄙行為來為今天的卑鄙行為進行辯護，把農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陳舊的、祖傳的、歷史性的鞭子——的每個呼聲宣布為叛亂;歷史對這一學派，正像以色列上帝對他的奴仆摩西一樣，只是表明了自己的過去，因此，這個法的歷史學派本身如果不是德國歷史的產物，那它就是杜撰了德國的歷史。這個夏洛克，奴仆式的夏洛克，發誓要憑他的期票、歷史的期票、基督教德意志的期票來索取從人民心上剜下來的每一磅肉。”

　　關于“教義法學”乃至更為新潮的“認知法學”，其研究取向則更為可疑。所謂“教義法學”，乃是以實在法構成的法律秩序作為堅定信奉且不加懷疑的前提。根據德國法學教授RobertAlexy的總結，它大致包括三個層面的研究取向：描述——經驗的維度，即對現行有效法律的描述;邏輯——分析的維度，即對法律的概念、體系的研究;規范——實踐的維度，即提出解決法律案件的建議。無疑，這是一種更為精致的法律實證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