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
阮籍“命世大賢”
“膏火自煎熬，多才為患害（注）”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漁父》
在竹林七賢中，惟一可與嵇康比肩媲美的就是被視為“命世大賢”（靳于中《阮嗣宗詩序》）“芳馨百代，領袖諸賢”（李京《重建阮嗣宗廟碑》）的阮籍。
提到阮籍，自然就使我想起了酒。
悲劇哲學家尼采這樣說到：“藝術家不應當按照本來的面目看事物，而應看得更幸福，更單純，更強健，為此在他們自己的生命中就必須有一種朝氣與春意，有一種常駐的酒意。”（《悲劇的誕生》）
《晉書·阮籍傳》對此有頗為生動的說明：
籍本有濟世之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時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鐘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其罪，皆以醉獲免！
也許正是因了酒，狄俄尼索斯的癲狂是否就是阮籍的真實寫照呢？也許正像狄俄尼索斯一樣，阮籍的醉酒會不會另有他最為癲狂的含義呢？
有別于對嵇康的肯定，歷史之于阮籍多有爭論。
史家對阮籍最為深惡痛絕的“罪狀”有兩點：一、阮籍撰寫了《為鄭沖勸晉王箋》；二、因有廢立定策之功而封侯，后秉承司馬昭之命淪為間諜（定策間諜之事見《魏志·高貴鄉公紀》）。葉夢得說：“（阮籍）應為公卿作《勸進表》，若論于嵇康，自應杖死。”
歷史總是以主流的姿態來蓋棺定論，而從不問其源發的究竟！
黃侃在《詠懷詩補注·自序》中這樣告訴我：
阮公深通玄理，妙物達情，詠懷之作，故得包羅萬象……。跡其痛哭窮路，沉醉連旬，蓋已等南郭之仰天，類子輿之鑒井，大哀在懷，非恒言所能盡，故發于詩歌。
阮籍為人在“竹林七賢”中最為復雜，心理狀態也最為微妙。不像嵇康性格“峻切”慘遭橫死，也不像山濤、王戎和向秀投靠了司馬氏做了大官。他不隱不仕，又隱又仕，官也做，但又不是真做而是敷衍了事。謹小慎微，屈己成人，比之嵇中散可謂深得“全身遠禍”之三昧。
這是歷史的障眼法！
魏晉時期，正是名教儒學與老莊玄學相互辯難與分合的時代，竹林七賢大多信奉玄學。任繼愈在《中國哲學史》中說到：“他們以宇宙的最高本體作為追求目標，希望自我與本體合而為一，得到某種境界，用來安身立命與苦難的現實相對抗，他們追求的本體就是自然�！边@也即是由嵇康所倡導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敝f。從意識形態的范疇上說他們無疑是邊緣者與異己者，因此，懷才不遇，醉心于山水之間，酣暢淋漓于杯中之物也就成了他們抒發個體情懷僅有的出路�！昂尢斓停簌i展翅難高飛。”是不言而喻的，這又是一種怎樣的悲涼心境呢？其實，“大哀在懷，非恒言所能盡”者，漢魏時代也并非阮籍一人。前有荀或，后有陶潛都是如此。生逢亂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正是道家的一種“大悲無淚，大音稀聲”的無奈，一種痛徹肺腑的酸楚，這又哪能是詬病之后人所能領會得來的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這個惆悵不已的末路英雄！
紛亂與殘酷的現實生活，迫使人必然作出兩難的選擇，要么沉默，要么抵抗。嵇康選擇了后者，而阮籍則選擇了前者。阮籍由儒入道，開始了追求一種莊子式的精神境界。“承命世之美，希達節之度”。疾病的折磨，生命的短促，政治的陰謀，仕途的險惡構成了他生命里最大的憂患意識�！暗鬼汈чg，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笔瞧湔鎸嵉膶懻�。（《詠懷·三十三》）別無選擇的他只能走回自己的內心世界，每日必飲，飲而必醉地“生活在別處”。
這里再講一則關于阮籍喝酒的故事：
心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以訣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盹，飲二斗酒，然后吟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
愈是對生活失去意義的人，愈是對生命乃至對世界有著深厚的感情，也最容易轉化為對生活特有的一種審美對待。
阮籍何其痛苦從吐血中可見一斑。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缺少在政治上向司馬氏集團挑戰或明確劃清界限線的勇氣，所以對阮籍來說，醉酒或許是最好的擺脫政治困境的方法。因此，他骨子里的那種苦悶所展現的頹廢人生或許也是他最為深刻的人生，而這種矛盾偏偏又加深著他的痛苦，周而復始，煎熬不已。他身雖在司馬氏集團，但卻依舊留戀曹魏政權，依舊體恤天下的蒼生與社稷，他是個“游世者”，一個屬于他自己的“游世者”。一般地，有別于淑世者的憂國憂民，負荷擔道，志在通過修身齊家治天下的宏大抱負，游世者對于現實，對于人生持一種游戲的態度。漢末魏晉的游世者之作均源于士人對生死的參悟和對生命意識的“自覺”。阮籍是這樣，但又不同于這樣。他不乏真情流露，在曠達的外表之下，目睹濁世的渾噩不堪，面對好友的身首異處，內心痛苦至極，除了放聲大笑，淚眼問天，他還能做些什么呢？歷史是不是太苛求于他了？
如果說《與山巨源絕交書》為嵇康帶來了身后的殊榮，那么因《為鄭沖勸晉王箋》阮籍遭到了最大地誤解，這是阮籍的悲劇，也是歷史的悲劇。他為何要留下這樣的墨跡呢？不寫豈不是無憑，而全節自身？但一切都與設想相反，歷史如能為人們所設計它就不再成其為歷史了。隨之而來的便是死亡的訊息。據史書載，本該因書信而獲寵的他，竟在此信寫成一二月后亡故？！這樣短的時間距離，不能不讓我把死亡與書信連接起來�；蛟S，他是因為自己的違心話語，而深感自責也未為不可猜測；或許《為鄭沖勸晉王箋》成為了他生命的暫時保護神，又同時是促使其最后走向死亡的催命符。這是命數，還是造物捉弄？歷史的邏輯有時也會在強權的威逼下失去它的縝密。暫且不必皓首窮經地去考證我這無由的歷史猜想，一死而白了，人一死而萬事皆空。終因郁悶成疾，阮籍“卒于景元四年冬”。
士為天下擔當者！誓為天下者擔當！這是歷代文士的最高宗旨，也是現實社會對于士人的基本理解。而阮籍沒有這樣？這里有的只是他自己所能體會到的悲哀和凄涼。一如我為嵇康的死而感到嘆息一樣，扼腕慨嘆的也應該包括阮籍。含蓄隱晦的人生軌跡，隨其波而不濁其流的孤獨與落寞，只能使阮籍酒醉一生，詠懷一世，輕嘆著「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詩章。”以終老。
我想到……
阮籍因醉酒以明志，嵇康由絕響而致遠；阮籍因醉酒以避禍棲身，嵇康由絕響而橫遭屠戮。殊途同歸者的遭遇竟是這樣的迥異！
生命若從阮籍的醉酒向前邁一步則為嵇康的《廣陵散》，生命若從嵇康的《廣陵散》向后退一步則就是阮籍的醉酒。這退進之間竟是生死的歧路！
可惜了！都可惜，他們生錯了年代，一代風流人物也就這樣風流云散了。生者隱入迷幻，死者融進蒼穹，留給后人的總是無盡的悵惘……
"竹林七賢"指的是晉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們放曠不羈，常于竹林下，酣歌縱酒。其中最為著名的酒徒是劉伶。劉伶自謂：“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酒譜>>講述劉伶經常隨身帶著一個酒壺，乘著鹿車，一邊走，一邊飲酒，一人帶著掘挖工具緊隨車后，什么時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飲酒更是不顧廉恥，他每次與宗人共飲，總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圍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豬群來飲酒，不但不趕，阮咸還湊上去豬一齊飲酒。劉伶曾寫下<<酒德頌>>一首，大意是: 自己行無蹤，居無室，幕天席地，縱意所如，不管是停下來還是行走，隨時都提著酒杯飲酒，惟酒是務，焉知其余。其它人怎么說，自己一點都不在意。別人越要評說，自己反而更加要飲酒，喝醇了就睡，酲過來也是恍恍惚惚的，于無聲處，就是一個驚雷打下來，也聽不見，面對泰山視而不見，不知天氣冷熱，也不知世間利欲感情。劉伶的這首詩，充分反映了晉代時期文人的心態，即由于社會動蕩不安，長期處于分裂狀態，統治者對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澆愁，或以酒避禍，以酒后狂言發泄對時政的不滿。另據史料記載，魏文帝司馬昭欲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馬昭沒有機會開口，逐作罷。這些事在當時頗具有代表性，對后世影響也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