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繚

　　《尉繚子》

　　戰國晚期論述軍事、政治的著作。傳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以南宋刻《武經七書》本為最古。《漢書·藝文志》雜家著錄《尉繚》二十九篇，兵形勢家著錄《尉繚》三十一篇。據《隋書》、《舊唐書》的《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傳世的是雜家的《尉繚》。其篇數與《漢書》不符，當因在流傳過程中有部分亡佚。該書內容大部分論兵，因此宋以后多視為兵家著作，但其論兵，與《漢書》所謂兵形勢家異趣，有人以為即《漢書》兵形勢家的《尉繚》，恐不可信。《漢書》雜家《子晚子》下注有“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可見今所傳《尉繚子》有可能列入雜家。

　　唐初的《群書治要》節錄了《尉繚子》四篇。1972年臨沂銀雀山一號西漢前期墓所出竹簡，也有與《尉繚子》相合的竹書六篇。從這幾篇的情況來看，今本文字有很多刪節和訛誤，篇名往往與竹書不合，但基本上沒有后人添加的東西。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秦王政十年（前237）“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秦王以為國尉。

　　《尉繚子》疑即此人所作。今本首篇《天官》的第一句作“梁惠王問尉繚子曰”，惠王死于公元前319年，尉繚不能與之相及，此句“惠”字可能為后人臆增（但《隋書》所據本已有此字）。或以為魏有二尉繚，一在惠王時，為兵家，今所傳《尉繚子》即其所作；一為戰國末入秦者，雜家《尉繚》為其所作。此說恐不可信。《尉繚子》反對軍事上相信“天官時日、陰陽向背”的迷信觀念，強調政治、經濟對軍事的決定性作用，見識頗高。其思想有糅合儒、法、道各家的傾向，這大概是該書被列入雜家的原因。后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對研究戰國時代的軍法頗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