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二：司馬光與《資治通鑒》

　　實際上，《通鑒》的著述意義，已遠遠超過作者的本意，它不僅為統(tǒng)治者提供“資治”的借鑒，也給全社會提供了借鑒，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說：“《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于禮樂、歷數(shù)、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鳴盛也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xué)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近千年的歷史證明：《通鑒》已與《史記》一樣，被人們并稱為史學(xué)瑰寶，廣為流傳，教益大眾。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xué)問，即“通鑒學(xué)”。如今，對《通鑒》的研究正多層次、多角度地展開，它將更多地為人類的進步提供借鑒。這一發(fā)展趨勢，是司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絕貢獻的必然結(jié)果。

　　司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鑒》系列著作中，還有《通鑒舉要歷》80卷、《歷年圖》七卷、《稽古錄》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種，200余卷，是他對我國史學(xué)、經(jīng)學(xué)、哲學(xué)乃至醫(yī)學(xué)詩詞等各方面進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孝經(jīng)》、《易說》、《注太玄經(jīng)》、《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xù)詩話》、《醫(y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

　　司馬光雖熱心于治國，但由于政見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參與政事的機會。直到宋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歲高齡的司馬光，隨著要求廢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宮中，擔任了相職，開始“元佑更化”，盡罷新法。他執(zhí)政一年半，竭盡全力日夜操勞，耗盡了畢生心血之后與世長辭了。噩耗傳出，“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shù)”，在靈柩送往夏縣時，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shù)萬人”。至于畫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掛象，飯食必祝”。一個封建社會中的宰相，能得到民眾這樣廣泛真誠的悼念，實屬罕見，也是歷史的必然。

　　摘自《三晉歷史人物》，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本文作者：崔凡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