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二:司馬光與《資治通鑒》
實際上,《通鑒》的著述意義,已遠遠超過作者的本意,它不僅為統(tǒng)治者提供“資治”的借鑒,也給全社會提供了借鑒,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說:“《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于禮樂、歷數(shù)、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鳴盛也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xué)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近千年的歷史證明:《通鑒》已與《史記》一樣,被人們并稱為史學(xué)瑰寶,廣為流傳,教益大眾。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xué)問,即“通鑒學(xué)”。如今,對《通鑒》的研究正多層次、多角度地展開,它將更多地為人類的進步提供借鑒。這一發(fā)展趨勢,是司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絕貢獻的必然結(jié)果。
司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鑒》系列著作中,還有《通鑒舉要歷》80卷、《歷年圖》七卷、《稽古錄》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種,200余卷,是他對我國史學(xué)、經(jīng)學(xué)、哲學(xué)乃至醫(yī)學(xué)詩詞等各方面進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孝經(jīng)》、《易說》、《注太玄經(jīng)》、《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xù)詩話》、《醫(y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
司馬光雖熱心于治國,但由于政見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參與政事的機會。直到宋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歲高齡的司馬光,隨著要求廢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宮中,擔任了相職,開始“元佑更化”,盡罷新法。他執(zhí)政一年半,竭盡全力日夜操勞,耗盡了畢生心血之后與世長辭了。噩耗傳出,“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shù)”,在靈柩送往夏縣時,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shù)萬人”。至于畫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掛象,飯食必祝”。一個封建社會中的宰相,能得到民眾這樣廣泛真誠的悼念,實屬罕見,也是歷史的必然。
摘自《三晉歷史人物》,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本文作者:崔凡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