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一 志第三十七
弘治之初，孝宗親耕耤田，教坊司以雜劇承應，間出狎語。都御史馬文升厲色斥去。給事中胡瑞嘗言：“御殿受朝，典禮至大，而殿中中和韶樂乃屬之教坊司，岳鎮海瀆，三年一祭，乃委之神樂觀樂舞生，褻神明，傷大體。望敕廷臣議，岳瀆等祭，當以縉紳從事。中和韶樂，擇民間子弟肆習，設官掌之。年久則量授職事。”帝以奏樂遣祭，皆國朝舊典，不能從也。馬文升為尚書，因災異陳言，其一訪名儒以正雅樂，事下禮官。禮官言：“高皇帝命儒臣考定八音，修造樂器，參定樂章。其登歌之詞，多自裁定。但歷今百三十余年，不復校正，音律舛訛，厘正宜急。且太常官恐未足當制器協律之任。乞詔下諸司，博求中外臣工及山林有精曉音律者，禮送京師。會禮官熟議至當，然后造器正音，庶幾可以復祖制，致太和。”帝可其奏。末年詔南京及各王府，選精通樂藝者詣京師，復以禮官言而罷。
正德三年，武宗諭內鐘鼓司康能等曰：“慶成大宴，華夷臣工所觀瞻，宜舉大樂。邇者音樂廢缺，無以重朝廷。”禮部乃請選三院樂工年壯者，嚴督肄之，仍移各省司取藝精者赴京供應。顧所隸益猥雜，筋斗百戲之類日盛于禁廷。既而河間等府奉詔送樂戶，居之新宅。樂工既得幸，時時言居外者不宜獨逸，乃復移各省司所送技精者于教坊。于是乘傳續食者又數百人，俳優之勢大張。臧賢以伶人進，與諸佞幸角寵竊權矣。
嘉靖元年，御史汪珊請屏絕玩好，令教坊司毋得以新聲巧技進。世宗嘉納之。是時更定諸典禮，因亦有志于樂。建觀德殿以祀獻帝，如協律郎肄樂供祀事。后建世廟成，改殿曰崇先。乃親制樂章，命大學士費宏等更定曲名，以別于太廟。其迎神曰《永和之曲》。初獻曰《清和之曲》，亞獻曰《康和之曲》，終獻曰《沖和之曲》，徹饌曰《泰和之曲》，送神曰《寧和之曲》。宏等復議，獻皇生長太平，不尚武功，其三獻皆當用《文德舞》。從之。已而太常復請，乃命禮官會張璁議。璁言：“樂舞以佾數為降殺，不聞以武文為偏全。使八佾之制，用其文而去其武，則兩階之容，得其左而闕其右。是皇上舉天子禮樂，而自降殺之矣。”乃從璁議，仍用二舞。
九年二月，始祈谷于南郊。帝親制樂章，命太常協于音譜。是年，始祀先蠶，下禮官議樂舞。禮官言：“先蠶之祀，周、漢所同。其樂舞儀節，經史不載。唐開元先蠶儀注，大樂令設宮縣于北郊壇壝內，諸女工咸列于后，則祀先蠶用女樂可知。《唐六典》，宮縣之舞八佾，軒縣之舞六佾，則祀先蠶用八佾又可知。然止言舞生冠服，而不及舞女冠服。陳昜《樂書享先蠶圖》下，止有《宮架登歌圖》，而不及舞。夫有樂有舞，雖祀禮之常，然周、漢制度既不可考，宋祀先蠶，代以有司，又不可據。惟開元略為近古，而陳氏《樂書》考據亦明。前享先農，既以佾數不足，降八為六，則今祀先蠶，止用樂歌，不用樂舞，亦合古制。且以見少殺先農之禮。”帝以舞非女子事，罷不用。使議樂女冠服以聞。禮官言：“北郊陰方，其色尚黑。同色相感，事神之道。漢蠶東郊，魏蠶西郊，色皆尚青，非其色矣。樂女冠服宜黑。”乃用樂六奏，去舞。其樂女皆黑冠服，因定享先蠶樂章。
又以祀典方厘定南北郊，復朝日夕月之祭，命詞臣取洪武時舊樂歌，一切更改。禮官因請廣求博訪，有如宋胡瑗、李照者，具以名聞。授之太常，考定雅樂。給事中夏言乃以致仕甘肅行太仆寺丞張鶚應詔。命趣召之。既至，言曰：
大樂之正，乃先定元聲。元聲起自冥罔既覺之時，亥子相乘之際。積絲成毫，積毫成厘，積厘成分。一時三十分，一日十二時。故聲生于日，律起于辰。氣在聲先，聲從氣后。若拘于器以求氣，則氣不能致器，而反受制于器，何以定黃鐘、起歷元？須依蔡元定，多截竹以擬黃鐘之律，長短每差一分。冬至日按律而候，依法而取。如眾管中先飛灰者，即得元氣。驗其時刻，如在子初二刻，即子初一刻移于初二刻矣；如在正二刻，即子正一刻移于正二刻矣。顧命知歷官一人，同臣參候，庶幾元聲可得，而古樂可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