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紀四十六　昭陽協洽九月，盡閼逢涒灘七月，凡十一月

　　丁酉，以宜州蠻區(qū)希范叛，命京西轉運案察使杜杞為廣南西路轉運案察使兼安撫使。

　　戊戌，帝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zhàn)者自為黨，而怯戰(zhàn)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茍朋而為善，于國家何害也！”

　　初，呂夷簡罷相，夏竦授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修等為諫官，石介作《慶歷圣德詩》，言進賢退奸之不易。奸，蓋斥夏竦也，竦銜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跡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為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略曰：“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jié)。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于是為黨論者惡修，摘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人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遞相提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帝不信。

　　己亥，帝以上封者言河東芻糧不繼，數請廢麟州，命右正言歐陽修往河東與轉運使議之。初，河東轉運使張奎于晉州鑄鐵錢，而民多盜鑄，又，晉州礬歲課益虧，并下修計度之。

　　庚子，以度支判官李絢為京西轉運案察使。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并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居半歲，召入，修起居注。絢，邛州人。

　　己酉，監(jiān)修國史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

　　壬子，判國子監(jiān)王拱辰等言：“首善當自京師。今國子監(jiān)制度狹小，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葺講殿，備臨幸，以潞王宮為錫慶院。”從之。

　　始，狄青械劉滬、董士廉送德順軍獄，尋有詔釋二人，令往水洛城訖役，須勘到罪狀，別聽旨。丙辰，諫官歐陽修言：“自西事以來，擢用邊將，能立功效者殊少。惟范仲淹筑大順城，種世衡筑青澗城，劉滬筑水路城；滬尤為艱勤，功不在二人下。今若曲加輕沮，則武臣無復為朝廷作事。且滬若不在水洛，恐它人不能綏撫，茍別致生事，則蕃部更難招輯，望圣意斷而行之。”余靖亦言：“乞早降指揮諭魚周詢，如所筑新城實利，即應留滬等專守此城，招撫蕃部，仍以此意誡敕狄青、尹洙，今后行事不可如此倉卒。朝廷若以滬與青等既有私隙，不欲令在一路，則寧移青等，不可移滬，以失新附之心。”

　　命集賢校理歷城張掞往江、淮、兩浙路轉運司體問利害事。

　　是月，遼南院大王果實，奏黨項等部叛降夏國。未幾，西南面招討都監(jiān)羅漢努等，奏山西部族節(jié)度使吉里以五部叛入西夏，乞南北府兵援送實威塞州戶。詔：“富者遣行，馀留屯田天德軍。”

　　五月，壬戌朔，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并對于崇政殿，陳攻守之策，數刻乃罷。

　　遼都監(jiān)羅漢努，奏所發(fā)部兵與黨項戰(zhàn)不利，元昊遣兵助叛黨，招討使蕭普達、四捷軍祥袞張佛怒歿于陣。

　　先是鄭戩奏修水洛城，乞令韓琦不預商量，琦言：“臣任西邊，在涇原、秦鳳兩路，于水洛城事，比它人知之甚詳。”遂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詔答刂與魚周詢、鄭戩等。而周詢及戩已先具奏修城之利，且言：“水洛城惟女墻未完，棄之誠可惜，宜遂令訖役。”乃詔戩等卒城之。丁卯，遣內殿崇班陳惟信往涇原路催修水洛城。

　　戊辰，遼征諸道兵會西南邊以討元昊。

　　己巳，徙知慶州孫沔知渭州，知渭州尹洙知慶州，用歐陽修議也。

　　庚午，錄系囚。

　　壬申，幸國子監(jiān)，謁至圣文宣王。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大理評事孫復五品服。遂幸昭烈武成王廟；又幸玉津園，觀種稻，宴從臣。尋召復為邇英閣祗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乃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