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集序》教案
儒家重視人的社會存在和現世存在，認為道德仁義遠較個體生命重要，思考現世生活遠較思考死亡重要，對死亡采取的是視而不見的態度，從而忽視了個體生命面對死亡時所應有的態度。西漢以后，經過統治階級改造的儒家思想一統天下，士大夫將以仁義道德為核心的倫理觀和"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社會理想作為自我價值的最高實現，希望建功立業，實現自己的抱負和人生價值，他們面對死亡所表現也是儒家那種視而不見的風范。
道家："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莊子•德充符》）
"生死存亡為一體" （《莊子•大宗師》）
道家的莊子對死亡則有較為深刻的認識，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大談特談死，"死生"一詞在《莊子》一書中至少出現過24次。他意識到死亡的恐懼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死與生的問題是莊子人生哲學的底層。與儒家對死亡的視而不見不同，莊子創立了"至人"、"真人"、"神人"的"游"的境界來作為他的人生理想，最終用虛幻的理想境界掩蓋了現實人生的苦難，也掩蓋了他對死亡的恐懼感。所以莊子說"生死存亡為一體"，他以自然天命作為生死的本體，主張將個體的人完全返回到自然狀態，讓人在混沌的世界中聽從天命，取消生死差別，這在某種程度上不能不反過來掩蓋了他哲學中死亡意識的光芒。
魏晉士人："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
"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貴賤付皇天。"（鮑照《擬行路難》）
時至魏晉，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長期分裂動蕩時期，社會陷入了曠日持久的混亂中，整個社會都在生死線上煎熬、掙扎上。濃厚的死亡意識籠罩著這一個時代，魏晉時代的人對死的恐懼和由之引發的對生的焦慮，這種感受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舊的虛幻的群體社會徹底解體了，昔日士大夫們賴以生存的儒家權威思想全面崩潰了。"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貴賤付皇天。"（鮑照《擬行路難》）士大夫的內心充滿對時光易逝和生命飄忽的無限感慨，死亡是令他們感到恐懼和哀傷的幽魂，驅之不散。"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阮籍《詠懷》）他們將生命比作朝露、比作暮春草，看作飄忽的輕煙，充滿對生之無常和死之無奈的感慨。
此時，玄學興起，玄學家致力于"援道入儒"，力圖把儒家提倡的道德規范建立在道家自然本體論思想的基礎之上。一般是在哲學上講自然本體論，在政治上調和儒道，在人生方面追求玄遠、超絕，成為魏晉士大夫的精神寄托。以"竹林七賢"為例，三國魏時，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七人為當時名士，游于竹林，號為七賢。
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據地以埋’"。（《晉書•劉伶傳》）
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晉書•阮籍傳》）
嵇康"今但愿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愿畢矣。"（《與山巨源絕交書》）
無論放浪形骸，還是自得自足，都源于對"人生苦短"的無奈，尤其是前者，對死亡意識的表現已達極至。總之，魏晉人的死生意識是從個體的生命出發的對死的恐懼及對生的焦慮，是對人的生存困境的觀照和思考，是對儒家生死觀的反叛和對道家生死觀的深化。它不憑仁義道德，也不憑自然萬物來消解人的個體存在，從而消解死亡意識，而是直接面對死亡思考，因此，魏晉時代是文化觀念充分開放的時代，不再單純拘泥于儒或道。正如李澤厚所說，是"人的覺醒"的時代（李澤厚《美的歷程》）。正是在人的覺醒的人文思潮里，魏晉人在表面看似頹廢、消極、悲觀的死亡感慨中，深藏著他們對人生、生命強烈執著的追求和留戀，可以說是一種源自于死亡意識的"悲愴的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