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有關資料：朱自清的“平常心”
《背影》之聞名，其實在平常。也不必說“絢爛之極歸于平淡”，只就是平常，恰如棉布之于綾羅綢葛，柴扉炊煙之于鐘鳴鼎食，自然抹去了“為文造情”多有的刻意造作之痕。按說，這樣的取材細微、速寫簡易，最難見奧妙，但作者無意雕琢經營自己的感受，就讓它吐露又何妨!有幾分悲涼寥落，有幾分溫暖惆悵，像是有什么，又像是沒有什么“父親蹣跚遠去了”，在父與子之間、過去與未來之間，一切很簡單又很復雜地凝聚著“天涯淪落共此間”的感情，原是人人皆可體味而又體味不盡的。朦朧的啟示也許就在這里自然和靈魂在其中啟示了自身。啟示什么并不須指點，它的召喚力正在于永遠為非強迫的響應留有余地。 非常之文，非常之事，世上有，但多不在強求，強求易燥，燥則易折。《論語》上說，“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狂者常抱非常之情意，狷者多守持平常心，差不多是這意思。在孔夫子看，狂狷是要互補著才好。朱自清算不上強者，性格的收斂或許注定了理想的不能圓滿、注定了低調的人生，只能于有所不為中有所為。這倒也落得難在身后有一本不平淡的傳記，或者說正像他的文章、生業都缺少非常的主題材料。然而平常之于他，未始不難。所以好多年，他常在寂寞困愁里，一首《盛年自懷》寫著：“前塵項背遙難忘，當世權衡苦太苛。剩欲向人賈余勇，漫將頑石自蹉磨。” 五四時的青年知識分子，后來不能不各自須尋各自門。在“蹉磨”中做著，努力著，這是朱自清選擇和實踐的一路。同好的還有葉圣陶、夏尊、豐子愷、劉半農、鄭振鐸、聞一多、俞平伯、宗白華、沈從文諸位，大致相知相沫，服務于教育、文學、出版，可以說，偏于文化學術園地的耕耘。朱自清更是在中學和大學的教壇上鞠躬盡瘁而歿。在當時，恐怕很難評價這種節制、淡泊的人世態度。然而朱先生的定力在于此，文化和人格理想也在于此。我們讀其遺文，想其為人，可知他如何以踏實、持正、勤勉、厚容的質料來鋪這條路。人不可能脫離他的時代，又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不媚不亢的態度投入這時代。如此，朱自清大約寄懷于顧亭林的精神“自今以往當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即在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躬行著“博學于文”和“行已有恥”，一面不茍且遁世，一面又“明其道而不急其功”，當然算不上時代的先鋒，卻也在路上留了些深深淺淺的腳印。這更像任著一種“牛軛精神”，苦樂皆在其間。這種精神落實到文化學術上，其益處大概仍在“為非強迫的響應留有余地”。比如我們注意到在治學上取一種不武斷的態度，既非“信古”又非“疑古”的“釋古”取向，都同不求甚解而好言語道斷的風氣不相同的。 從一種望而崇高的政治意識和使命感去判斷，朱自清所選擇的路并非一條大道，甚至在多為慷慨激昂之氣所彌漫的年代，連他本人也要惋嘆走著一條“死路”，在當時和嗣后，人多以為無望。但他又不肯自棄，因為他實在是以教育和學術的傳播為自己的生命了。其實，世界上原本是沒有路的，或者他因為承認了一己的有限，便在這有限里來燃盡了自己。 如果以朱自清的狀態來看待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不論一時的興衰，大概可以承認他們的選擇本來是很有限的。多少年，讀書人常在考慮進退的問題、“獨善”和“兼濟”的問題“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選擇的矛盾聯系著身心的憂樂窮達。這似乎難以正確或錯誤、積極或消極的尺子來作簡單衡量。長話短說，一個平常的耕耘者比建功立業的斗士可能要顯得缺乏意志與熱情。然而情愿放棄擔當主要角色的機會，情愿承受寂寞而耽于一種心靈的跋涉，比如自處于學術之角，亦未必不充實，不能有卓然的奉獻。盡管這體現為一種退避、妥協，甚至是無可奈何的，且常與人生的問疑為伴何來何往，生兮死兮，頗以誘惑糾纏為苦。 (節自《讀書》1989年第11期，舒禾《尚在旅途》)
在50年代，關于《背影》曾發生過是否宣揚小資產階級感情以及應否再把它選入教材的討論。恐怕后來連這樣的討論也不需要了。然而即令在“無情”的時代氣氛里，仍有不少人悄悄留連于這種寓溫潤于樸素的文字，好像在沙漠中邂逅綠澤、水泉。許多人，包括隔代陌生的人，或許也在性情上響應過朱自清，無緣耳提面命，多在親切的影響。他為人為文的“平常”溝通著人世間疏離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