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縷陽光下的一絲柔情——《守財奴》教學手記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嘛——”有一個你則悠悠道來。
   我很欣慰。你們想到了君子，想到了一種風范，一種價值。因為我剛剛研究了三遍《論語》后，寫了一篇《<論語>的要義》，并向你們鼓吹了“君子”的精神和風范。
   “但是，……”
   你們瞪著大眼，老師又在變換著什么新花招呢？我并不急于說下去。我突然問，你們覺得背書好不好？你們很奇怪地反問我：背書有什么不好，不是時常讓我們這樣做嗎？
   “是的。但是，是悟記呢，還是死記呢？是六經注我呢，還是我吞六經呢？”
   你們回答說，那當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我說，即便如此，也有三六九之分呢。有些人成了書的奴隸，而有些人則成了主人。同樣是讀書，有些人是食古不化，而有些人則能融會貫通。所以這個道理是一樣的。這就是腐儒與通儒的天壤之別。
   但有些人，貌似通脫，在骨子里卻也還未蛻盡腐儒的蛇皮呢。現在，在他們的眼里，只有西方的圣賢，只有他們永遠也轉述不完的陳詞濫調，就是毛澤東斥之為“言必稱希臘”的那種，在精神上也是可憐的。在他們，雖然有時甚至能看見一個真實的、具體的、可感覺的世界，但到底看到也還只是達上“物質的閃光”（魯迅語）的層次呢！這是讀書人的悲哀！這就是精神的“奴役”，物化了的精神的“奴役”！
   我說，還是讓我談點歷史吧。我并引述了我在1995年安徽比較文學學會上的一篇文章《文學與人文構圖》的結尾的話。
   “鴉片戰爭后，曾經繁榮的文化成了異族文化的奴婢，時間又仿佛回到了野蠻洪荒的時代。文明，一方面意味著進步，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野蠻。在西方我們野蠻的東漸之后，我們的文明甚至不堪一擊。我們的文化于是四分五裂。中國人被迫向侵略自己的侵略者學習，由此帶來的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包括人格的。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在相當的程度上成了文化難民，而今在熱烈地向西方學習，以自救圖存，這是多么具有諷刺卻悲慘沉痛的事情啊！
   “我們否定了傳統，也就否定了與傳統的任何聯系，而對外來的影響，也因缺乏深悟而使這個民族的魂靈四處飄蕩，因而在文壇上……各種流派粉墨登場，熱鬧一陣，終于什么也沒有了。在最根本的意義上，我們的作家缺少一種獨立操持、堅忍不拔的內在氣度與不趨時務的寧靜達觀之心。他們仍缺少下面所涉及到的對自由的認同與把握：一方面指作家不廢江河的向生命荒原的進發意識，給世人帶來全新的風氣或開拓嶄新的領域——這是與世俗、庸政、惡教相擯或相抗的一種文人氣象。另一方面指作家獨具慧眼浸潤了審美風情的文人個性。他們是如此的獨特，以至于人們不得不佩服他們筆下的感染力與震撼力。無論東方與西方在文學的觀點上差異是多么巨大，但對自由的宣揚、守護與尊崇都是一樣的，誠如美國H?M?卡倫在《藝術與自由》中說：‘盡管人們可以以各種手段去馴服它并為自己的目的去打破它，為它套上挽具以便驅使它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但自由是一種精神，而精神是不被馴服并拒絕為他物驅使的。它曾使藝術始終朝著生命之亙古荒原進發，并作為探索生命的激情和行動的拓荒者而生存下來。’”
   我想，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得有一個自為目的的主心骨的東西才行。我又自然地談起了人民網2003年3月3日《朱永新委員與人民網強國論壇交流實錄》里朱市長的一段話來。“我們很容易把一個非常好的理念概念化、形式化、口號化，學習型的社會，我覺得它應該是一個大家不把學習看成是一種負擔，不把學習看成是一種工具，是為了得到某種榮譽，得到某種職稱，得到某種成績的一個途徑。而是它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生命的有機組成部分，就像一個人吃飯一樣，我們在出國的時候，無論是在火車的車廂里，無論是在飛機場的候機室里，我們都看到很多老外都在靜靜地看書。”
   我還想再向學生談談人生中那些更根本的問題，但下課的鈴聲已經響起了。我們不能再無休止地“談”下去了。當然，我想時間以后有的是。也許有人會說你這一堂課都講的是什么啊！那么，我會反問一句，除此又能講出什么呢？
   哦！哦！我聽到了你們這些孩子——很多人，在我背后“哦”著……
   下課了，我走在走廊上，我感覺這外面的陽光格外的柔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