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又稱《左氏春秋》、《春秋左氏傳》等，其倍受關注、盛傳不衰的真正價值，在于它的史學地位和對傳統史學的深遠影響。

　　相傳孔子修訂過的《春秋》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但由于記載簡略，用語隱晦，而有“使圣人閉戶十年思之，不能得”的感嘆（桓譚《新語》）。事實上《左傳》才是我國第一部真正獨立的敘事詳贍、編寫有體的編年體史著。二者均記春秋一代史事，以魯國史事為主，兼記諸侯各國。起始一樣，但《左傳》比《春秋》多記17年，且最后又有魯悼公4年事一條。《春秋》1.8萬字，《左傳》18萬字，相比之下，《左傳》記事有首尾、用語有文彩，且立“君子曰”以抒作者之見。二書之編寫，從字數、記事、編排、用語等方面看，實屬兩種路數。但經學家以《左傳》為解《春秋》經之作，故西晉杜予作注時重加編排，首列《春秋》經文，然后分條記事，從此《左傳》原貌不可得見。

　　《左傳》作者左丘明是一位瞽史，魯國人，與孔子同期。但從《左傳》所記內容看，斷非一人一世所能成，多有后人的加工增益。所以用�棺笫檄姑�名者，古人講師傳，最初傳授者，便是作書人。如《公羊傳》、《谷梁傳》寫定于漢初，但仍以戰國人公羊高、谷梁赤名書。《左傳》得名，似亦此理。

　　史學界多認定《左傳》最后成書于春秋末戰國初。這是一個激烈動蕩又精彩紛呈的時代。左丘明構思在前，繼作者加工潤色在后，把這紛呈的時代精采全部融注入《左傳》中，從編寫體例、史事記載到文字表述，將史學推入了它的學術成型期。

　　史的本質在求真求實。《左傳》崇奉秉筆直書。故《文心雕龍·史傳》篇有“辭宗丘明，直歸南、董”的名句，將首倡史學直筆的優良傳統歸功于《左傳》。由于強調直筆，史料自然講究信實，《左傳》引用的大量史料，與現今傳世的《春秋》、《國語》、《竹書紀年》等記載多有吻合，可互為印證。書中對遠古三代的追溯，亦多能與《詩經》、《尚書》互為發明。司馬遷撰《史記》，便較多地采用了《左傳》。《左傳》是我們研究春秋社會最豐富而可信的史料依據。當然，由于時代與階級的局限，亦有迷信夸飾的成分。

　　春秋禮崩樂壞，舊秩序大亂，孟子說“孔子懼，作《春秋》”，以使“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顯然是說孔子在驚恐之余，猶欲力挽狂瀾。《左傳》則認為“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如同“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無庶”一樣，合乎天理，順乎人情，對歷史轉型表示了深刻的理解與認同，體現了站在時代前列的進步歷史觀。

　　《左傳》大量描述戰爭，這是時代賦予的內容。但要精確地捕捉每次戰爭的性質、簡練地揭示雙方的特點，生動地寫出戰爭的全貌并揭示出勝敗的原因，作者如果沒有成熟的軍事思想和外交斗爭的經驗，是不易達此境地的。故史學界有以《左傳》為三晉人最后成書的推想，一則書中記晉事最多，再則記晉國戰事又多，三則戰國法家、縱橫家多出自三晉，這方人士在軍事外交上有深厚的積淀，故在講習傳閱中予以加工潤色的可能性不無存在。其實由誰寫成無足輕重，重要的是《左傳》提供的戰略戰術思想和外交斗爭藝術，已成為我國軍事學與外交學上的寶貴財富。

　　《左傳》在編纂學上首創“君子曰”一欄，以議論形式升華史事的意義，為史家主體發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園地，后世史家效仿成傳統，是我國史著中進行理論闡述的重要部分，也可視作是史書與子書結合的體現。從歷史文學角度看，其敘事井井有條，以插敘、倒敘補編年之不足，使史事因果分明。構思情節，又往往放飛想象，踵事生華，運用了虛實相生的創作手法，因此許多片段寫得膾炙人口，成為古今傳誦的名篇。這大概淵源于瞽朦的說唱藝術，使文學與史學取得了完滿的結合。至于其語言的運用，可謂雄健流暢，準確凝練，想來已是幾代人共同錘煉的結晶了。劉勰所說“辭宗丘明”，我們可以再寬泛些理解，即實際上定位了《左傳》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