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讀后感1000字（精選3篇）

《菊與刀》讀后感1000字 篇1

　　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以“菊”和“刀”來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士道的象征，這二者體現了日本文化的雙重性--溫和又好斗，愛美又黷武，尚禮又倨傲，善變又頑固，馴服又專斷，忠貞又反叛，勇敢又怯懦。

　　本是作為一個西方人沒有帶感情色彩和主觀意識，比較冷靜的旁觀者來寫這本書的，應該是比較客觀吧，這本書在日本也引起轟動。

　　我的爺爺是在抗日戰爭時加入共產黨打日本人的，他的兩個血氣方剛堂弟當時還在北京和天津的大學讀書，立即會到家鄉抗日，當時的蔣介石消極抗日，所以抗日的都加入了共產黨。我爺爺是一方地主，帶了村子里有血性的年輕人一起加入抗日

　　后來，她的兩位堂弟壯烈犧牲，并不是被日本人，反而是被國民黨殺害，非常慘烈。他們的名字還在烈士陵園的紀念碑上刻著。對于當初日本人的兇殘，爺爺奶奶一直記憶猶新，那么多的中國人，那么大的中國一下子被小小的日本打敗了，日本人整個村莊的屠殺。為什么?爺爺最氣憤的日本人再兇殘也是明槍明刀的，最可惡就是那些助紂為虐的漢奸，沒有他們日本人只不過是沒有翅膀的老鷹。漢奸給日本人出謀劃策的殘害自己的同胞，而且是暗箭難防。

　　經常聽到這種評價，中國人單打獨斗是條龍，在一起就內斗--不團結。我不知道這樣的評價是否正確，但起碼可以引以為戒。強大的堡壘，從內部更容易攻破。比如說，一些外貿出口的產品，同是中國的企業能不能有全居觀念，不要相互砍價格挖墻角，大家團結起來，有一個行業聯盟，大家都賺錢，不好嗎?。其實從本的描述中并沒有表揚日本人聰明，聰明并不是日本人的強項，相反中國人反而被認為聰明，聰明的人為什么沒有優勢呢?什么時候才能像美國人那樣被日本人崇拜。是不是我們也有自己的缺點，因為每個人都太過聰明，太過聰明，就容易太過自我。

　　西方國家老是說我們不民主，恐怕西方似的民主在中國會產生水土不服吧。也許我們自己的人類學專家可以像本一樣研究研究，探討探討了。

《菊與刀》讀后感1000字 篇2

　　二戰末期，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奉命研究日本的民族性，以便為選擇占領日本的政策提供理論依據。作者認為，日本會徹底地投降，因為日本人和歐美是基于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來思考問題的。后來的軍事實踐證明了作者的正確。

　　此書可謂西方對日本認識的第一次大規模突破。此書寫得并不是很好，許多后續者寫得更好一些。此書的時效性也不強，六十年來，日本人的社會關系和審美產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在軍事相關方面，從這個角度考慮，本書過半內容已經過時。另外，國內外的評論大多贊揚此書指出了“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的差別，但我認為此書的成就主要在于對日本式“情義”、責任和審美的考慮。

　　對于做漫畫的人來說這書很有價值，它完全解答了日本式的傳統情節結構，解答了為什么許多無聊的故事會在日本大受歡迎，并且在中國受到一部分特定人群帶著懷疑的歡迎。

　　壓在二戰時期日本人肩上的擔子正壓向我們這一代的人：家族責任，考試和競爭，社會侮辱的增加，逼迫性暴力的減弱、憤怒被同情和默許，輿論的復雜化和不負責任、就業難、對宗教需求增加卻得不到社會滿足、日本式“情義”正成為中國的義務教育和家教、自殺不會引起社會鄙視反會遭到同情……社會的變遷使我們的環境更接近二戰時期的日本，所以審美觀也更接近二戰時期的日本。

　　所以我們頹廢和耽美。

　　從內心深處講，二戰時的兵，其實就是一群武裝、有組織、有大量雄性激素的同人女。

　　但是我們畢竟是中國人，對日本式的審美，只有共鳴，不可能全盤接受，但是，我們跟日本產生共鳴的，是菊，還是刀?

　　新中國的政策決定了我們不會有日本式的男女觀，但是我們可能有日本式的父母觀;我們的復仇觀肯定和歐美是統一的，但我們的報恩觀卻可能去接近日本;菊，我們這一代人貌似沒有接受;刀，已經成了許多人性格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無所謂好壞，該發生的事必然會發生，我們所要做的也不過是在那些必然發生的事情發生后，仍然在這個社會上繼續生存下去而已。

　　日式“責任矛盾”情節也許必然會在中國流行起來，我們的讀者的審美也許必然會與鬼子兵日漸趨同，直到讓我們的父輩和日本的同齡人都以奇怪的眼神看著我們，仿佛我們來自古代。

　　如果那樣的話，我們怎么辦?

《菊與刀》讀后感1000字 篇3

　　“人類社會總是在設計自身的生活。如果某些其情況的處理方式和評價方式被贊同，那么這個社會中的人就將其視為全世界的基本理論，不論困難有多大，他們都將這些結論集合為一體。”翻開《菊與刀》一書，卻一眼看到此等傳播學直論，訝異之余不禁暗嘆這位“日本通”美國作者對于人類學的博識。書中，諸如“輿論調查的結果只不過是讓我們對已知的事物多增加一些了解罷了。”等觀點，對于研究傳播學的，研究成見之形成于成見之頑固的學者而言，都是極有意義的。

　　當然，此書的更大的價值不僅僅在于其對于傳播學的涉獵，而在于作者對于日本國民性的深刻洞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雖然地理人文環境各有不同，國民性的形成也各有特點，但是日本國民性的了解，對于自身國民性的觀察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因為對于一民族而言，畢竟是有其共通性的，如作者說:“任何文化傳統中，都包含了關于戰爭的信條。”如果對這些基本理論不甚了了，卻對其他民族之好戰或其他秉性肆意攻伐，未免貽笑方家。

　　日本人對于等級制度的依賴是令人震驚的，這一點也久為觀察家所詬病。但是這個民族在此基礎之上形成的社會制度，形成的充斥于社會每個角落、每個領域的民族風氣，卻是同樣令人震驚的。也許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并不存在所謂“劣根性”，而只存在畸態發展、不善于整合運用的懶惰國民。

　　現代人不勤于完善自己，便將罪過推到古人身上，將所有過錯都推脫到“國民性”與對象模糊的“歷史”上，是極為自欺欺人且不負責任的。這樣的習氣、習慣之下，永遠無法使得民族性得到改善，而只會使得族群駛入惡性循環的怪圈中，愈加放肆與消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