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讀后感800字（通用3篇）

菊與刀讀后感800字 篇1

　　讀完《菊與刀》在我腦海中反復躍動著幾個字：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反觀歷史，燕雀太多，鴻鵠太少。燕雀無知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燕雀總會誤解鴻鵠;而鴻鵠也會誤解燕雀。這如果只是鳥類世界，那也沒什么，鴻鵠沒必要與燕雀齊飛;事實上在大自然中鴻鵠與燕雀見面的機會本就不多。可問題在這是人類世界：是一個為了利益黃鼠狼必須給雞拜年;貓必須哭耗子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鴻鵠要想展大志，它就必須依靠一眾燕雀的支持。可悲的是燕雀是如此的渺小與愚昧以至于它們對超出自己常識的事物不是不能理解而是不愿也不敢去理解!它們將所有的事物都限制在它們的常識這一渺小而脆弱的框架中去加以判斷，因此往往會充斥大量的誤解。這就如光秀之解讀信長，許廣平之解讀周作人。

　　“使民可以從而不可以知”這句話現在想來很有道理，并非民不可以知，而是民根本就無知。在這種情況下將社會學、政治學等知識灌輸給民，那除了天下大亂外，沒其他結果!沒人愿意聽別人說自己是傻子，可事實上他要是個傻子，別人說不說他都是個傻子。如果這傻子能認識到自己是傻子而在此基礎上加以改進，那他還有救。可是縱觀整個人類史，這樣的人實在是寥寥無幾。所以愚民政策雖然聽起來很惡心，可它卻是維持社會安定的必要工具。

　　事實上聰明的人能夠看出哪些政策是愚民的而跳出其框架為社會的發展而努力;只有那些別人說他聰明就以為自己很聰明，別人賣他時告訴他這是為他著想就認為別人是大好人的大傻子才會為愚民政策所左右。從統治階級而言，他們需要愚民政策來幫助他們維持社會的安定，同時他們又需要以將舊文化定義為愚民政策并加以攻擊的形式來確保推行更利于他們統治的新文化。換了湯不換藥，說白了搞的仍是愚民政策這一套，只是在該統治集團當權的執政期他們不會允許別人指出他們是在愚民，同時他們又要盡量將自己偽裝成不是在愚民。事實上，愚民也沒什么不好。權力之所以為權力，就是因為他們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如果象大家都能吃飯一樣使每個人都有權，那實際上結果就會每個人都沒有權。這就是我所謂的人人有權，人人無權。如果國家中每個公民都可以決定國家的出路，結果將是國家無路可走。

　　有這么一個故事：有一個人他有四個得力的馬夫，還有四匹出眾的馬。他常常乘馬去外地辦事，而每次他都只用一個馬夫趕一匹馬拉車前往。后來有一次，因為有急事他讓四個馬夫趕四匹馬拉同一輛車，而四個馬夫都有權決定車子的前進方向。走到一個十字路口馬夫們因意見不統一鬧開了。甲要往東走，乙要往西走，丙要往南走，丁要往北走。因為他們都有權決定車子往哪走，于是他們各持己見朝著四個不同的方向奔開

　　還好車子夠結實，所以只是停在原地不走。

　　民可以從而不可以知。不能理解那崇高志向之人就不應該掌權。

　　別開燕雀、鴻鵠不談就是普通的民眾中也很少有人能夠理解別人。自己身邊的人不愿理解自己;理解自己的人又不在自己身邊。

　　嗚呼!知己難求。

菊與刀讀后感800字 篇2

　　“人類社會總是在設計自身的生活。如果某些其情況的處理方式和評價方式被贊同，那么這個社會中的人就將其視為全世界的基本理論，不論困難有多大，他們都將這些結論集合為一體。”翻開《菊與刀》一書，卻一眼看到此等傳播學直論，訝異之余不禁暗嘆這位“日本通”美國作者對于人類學的博識。書中，諸如“輿論調查的結果只不過是讓我們對已知的事物多增加一些了解罷了。”等觀點，對于研究傳播學的，研究成見之形成于成見之頑固的學者而言，都是極有意義的。

　　當然，此書的更大的價值不僅僅在于其對于傳播學的涉獵，而在于作者對于日本國民性的深刻洞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雖然地理人文環境各有不同，國民性的形成也各有特點，但是日本國民性的了解，對于自身國民性的觀察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因為對于一民族而言，畢竟是有其共通性的，如作者說:“任何文化傳統中，都包含了關于戰爭的信條。”如果對這些基本理論不甚了了，卻對其他民族之好戰或其他秉性肆意攻伐，未免貽笑方家。

　　日本人對于等級制度的依賴是令人震驚的，這一點也久為觀察家所詬病。但是這個民族在此基礎之上形成的社會制度，形成的充斥于社會每個角落、每個領域的民族風氣，卻是同樣令人震驚的。也許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并不存在所謂“劣根性”，而只存在畸態發展、不善于整合運用的懶惰國民。

　　現代人不勤于完善自己，便將罪過推到古人身上，將所有過錯都推脫到“國民性”與對象模糊的“歷史”上，是極為自欺欺人且不負責任的。這樣的習氣、習慣之下，永遠無法使得民族性得到改善，而只會使得族群駛入惡性循環的怪圈中，愈加放肆與消極。

菊與刀讀后感800字 篇3

　　二戰末期，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奉命研究日本的民族性，以便為選擇占領日本的政策提供理論依據。作者認為，日本會徹底地投降，因為日本人和歐美是基于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來思考問題的。后來的軍事實踐證明了作者的正確。

　　此書可謂西方對日本認識的第一次大規模突破。此書寫得并不是很好，許多后續者寫得更好一些。此書的時效性也不強，六十年來，日本人的社會關系和審美產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在軍事相關方面，從這個角度考慮，本書過半內容已經過時。另外，國內外的評論大多贊揚此書指出了“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的差別，但我認為此書的成就主要在于對日本式“情義”、責任和審美的考慮。

　　對于做漫畫的人來說這書很有價值，它完全解答了日本式的傳統情節結構，解答了為什么許多無聊的故事會在日本大受歡迎，并且在中國受到一部分特定人群帶著懷疑的歡迎。

　　壓在二戰時期日本人肩上的擔子正壓向我們這一代的人：家族責任，考試和競爭，社會侮辱的增加，逼迫性暴力的減弱、憤怒被同情和默許，輿論的復雜化和不負責任、就業難、對宗教需求增加卻得不到社會滿足、日本式“情義”正成為中國的義務教育和家教、自殺不會引起社會鄙視反會遭到同情……社會的變遷使我們的環境更接近二戰時期的日本，所以審美觀也更接近二戰時期的日本。

　　所以我們頹廢和耽美。

　　從內心深處講，二戰時的兵，其實就是一群武裝、有組織、有大量雄性激素的同人女。

　　但是我們畢竟是中國人，對日本式的審美，只有共鳴，不可能全盤接受，但是，我們跟日本產生共鳴的，是菊，還是刀?

　　新中國的政策決定了我們不會有日本式的男女觀，但是我們可能有日本式的父母觀;我們的復仇觀肯定和歐美是統一的，但我們的報恩觀卻可能去接近日本;菊，我們這一代人貌似沒有接受;刀，已經成了許多人性格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無所謂好壞，該發生的事必然會發生，我們所要做的也不過是在那些必然發生的事情發生后，仍然在這個社會上繼續生存下去而已。

　　日式“責任矛盾”情節也許必然會在中國流行起來，我們的讀者的審美也許必然會與鬼子兵日漸趨同，直到讓我們的父輩和日本的同齡人都以奇怪的眼神看著我們，仿佛我們來自古代。

　　如果那樣的話，我們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