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繡文章——中國傳統織繡紋樣》讀后感

　　中國文化之博大精深，從綿延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服飾藝術傳承中可見一斑。近讀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中國古代服飾史學者高春明先生著的《錦繡文章——中國傳統織繡紋樣》，更加深了這一印象。《錦繡文章——中國傳統織繡紋樣》集作者逾三十年學問之積累，厚積薄發，系統、全面地梳理了作為服飾文化特殊語言的中國傳統織繡紋樣的沿革、構成和特征。1200余幅彌足珍貴的傳世紋樣精品編就了美輪美奐的錦繡文章，其為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所付出的努力真是艱辛。

　　中國傳統織繡紋樣源出古老的中華文化，與中國傳統陶瓷紋樣、銅器紋樣、玉雕紋樣、建筑紋樣等異曲同工，折射了中華文明的別樣風采。作者認為，紋樣孕育于中國特定的文化土壤，富于政治、經濟、宗教、哲學及民俗學意義，意境深遠。中國傳統織繡紋樣之于政治，乃社會人等身份品級不可僭越的禮制規定：萬千紋樣上下親疏有別，維系著政治和倫理秩序；紋樣之于經濟，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生產方式、經濟模式、技術水準乃至生活水平：自遠古時代茹毛飲血的漁獵，及至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耕稼，紋樣的題材、風格、配色、造型莫不與時俱進，彰顯時代的變遷；紋樣之于宗教，集中表現了華夏先民的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和生殖崇拜：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紋凝聚了人們對于自然神力的虔誠信仰；而龍圖騰兼具恐鱷、驚蛇、愛豚、贊鹿、羨鷹之精神寄托，進而升華為中華民族的共同象征，其紋樣成為至尊之代表；崇尚生命繁衍的生殖圖騰則以抓雞娃娃、鯉魚鬧蓮、鳳戲牡丹、交頸鴛鴦、榴開百子、蝶戀花等諧趣無窮、浮想聯翩的借代紋樣廣為流傳……

　　作者舒展了哲學思維，他寫到，中國傳統織繡紋樣設計汲中華古代文明中的陰陽五行學說之精華，在造型、布局及配色方面嫻熟巧妙地運用了對立統一的法則，營造出富于辯證變化且又和諧始終、回味無窮的絕妙意境，堪稱中華文化風格的杰出體現。在造型上，中國傳統織繡紋樣的形體構成無不依陰陽變化之律，或剛柔相濟，如該書所舉湖北江陵馬山楚墓出土之龍鳳虎紋繡衣；或動靜結合，如民間常見之飛蝶花卉紋、明清帝王龍袍及百官蟒袍下腳之海水疆牙紋；或曲直相間，如敦煌莫高窟出土之北魏忍冬團巢龜背紋刺繡花邊、明清常見之冰梅紋；或屈伸交感，如唐代之卷草紋；或具象和抽象互現，如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北朝至唐墓出土之方格獸紋錦、隋唐之連珠紋錦、宋之八答暈和明之天華錦……其有機結合巧奪天工，渾然一體而又毫不做作。在布局上，中國傳統織繡紋樣的排列充滿了虛與實、聚與散、大與小、疏與密的對比和變化，貌似對立的組合取得了生動的和諧。中國傳統織繡紋樣的配色同樣不同凡響，明暗、冷暖、純度和色相對比強烈，協調有度，在一張一弛間充滿變化，予人以一種美學享受。中華文明崇尚的“天地人和”，在中國傳統織繡紋樣中得到了完美的詮釋。

　　作者的研究功力在對于中國傳統織繡紋樣發展史的把握中反映出來。1929年河南安陽殷墟小屯出土的戈形兵器上，有明顯的織物印紋；1950年安陽武官村殷墓出土的銅戈上，有絲絹印痕；其他墓葬出土的銅爵、銅觚、銅鉞等器物上，也屢見絲織物印痕，甚至連織物上的回紋、條紋和雷紋，都清晰可辨。近30年來，戰國、秦漢時期的絲織品文物出土頗多，尤以湖北江陵馬山楚墓、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為大宗，這些絲織品色彩豐富，紋樣精美，組織復雜。漢代以后，提花技術不斷進步。唐代的提花技術更為精湛，絲織物花紋碩大豐滿，色彩富麗。常見的綾錦花樣有盤龍、對鳳、拱麟、獅子、天馬、孔雀、仙鶴、芝草、雙勝以及吉祥文字等，史籍中有不少記載，實物也有大量發現。宋元以后，有關織造工藝的文獻記載更為豐富，元代薛景石的《梓人遺制》、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和清代楊屾風廣義》等著作不僅對織機的構造、織工的操作有詳盡敘述，而且有附圖，為人們了解古代織造方面的情況，提供了珍貴的形象資料。明清時期絲織物傳世頗多，織繡紋樣進一步發展變化，完整的織機也有傳存，在南京、蘇州及杭州等地，至今還保留著花鏤機提花的傳統工藝。刺繡與織造不同，刺繡在已經織出的布帛上另作加工，用繡針牽引彩線，按設計好的圖樣刺扎出花紋。刺繡紋樣同樣源遠流長，絢麗斑斕。從歷史傳承的角度研究中國傳統織繡紋樣的發展，更見其歷史的穿透力、文化的凝聚力和藝術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