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的山海關，銀裝素裹，莽莽蒼蒼，空曠寂寥。
恕我直言，山海關周圍，除了長城以外，實在沒有別的什么景致，不足觀。我任著性子，穿好厚厚的棉襖，頂著風雪，一個人在關外徘徊了一陣，凍得臉手通紅，好不狼狽。只好蜷回車內，靜靜地觀望關外的雄壯與神秘。
盡管朝拜要以如此隆重的儀式，而且如此潦草地結束，但我心中明白，我和山海關之間已經完成了一次特殊意義上的對話，也就自覺不自覺的觸摸到了中國文化的余溫。
一
山海關氣候惡劣，加之景致不佳，在古代真正到達過這里的文化人自然不會太多。在我的印象中，只有盛唐的氣象才衍生出了一批強健的文人，他們的腳步到達過大漠深處，然后把大漠深處的嚴酷凝練成一首首的小詩，雖然蒼涼，倒也瀟灑，但那在祖國的西北，與這里扯不上什么關系。
任何標致的景物，如果缺少了華美的詩文，總讓人覺得少了點什么。任何景物的存在好像就是在等待一兩位文人，然后因此升格，成為名勝，山海關苦苦等待，一直等到了晚明，才等到了袁崇煥從這里進出了幾個來回。袁崇煥沒有什么傳世的詩文，但好歹也是一個進士，算半個文人吧，沒有了他，真不知道山海關還會由誰來點綴。
在古代，特別是在亂世，文人出仕的本來就不多，出仕而為兵事的就少之又少、屈指可數。在中國古代的社會中，文人與世俗的關系一向不容樂觀，有時甚至十分尷尬，即使他們有時出仕，但出仕后不久，就只有將激烈的豪情收斂于胸，把滿腔的才華捆束起來，悄悄地走進一座座的深山，讓它們在青山綠水之間發酵蒸餾，凝結成一座座的個體性文化高峰，盡管這種個體性的文化高峰時常要以整體性的文化委頓為代價，但也顧不得太多，只能靜靜的守侯在山中，慢慢地等待生命的終結。
投身于山，寄情于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機敏，也是他們的狡黠。這種機敏與狡黠之間，又醞釀著文化的巨大悲劇，不僅是知識分子個人的悲劇，更是整個民族文化的悲劇，而造就這種悲劇的罪人，不是別人，正是悲劇主體本身。
但是，真正的英雄往往并不懼怕于悲劇，盡管他們比一般人更能意識到悲劇本身的殘酷，但他們的抉擇又總是直面于悲劇，悲劇在英雄面前把前進的腳步停駐，上升為悲壯。袁崇煥在他給皇帝的奏折中這樣寫道：
“任勞任怨的人總要遭到別人的嫉恨，而一切罪名往往又要由功勞而開始。嫉恨不深那是因為這個人的功勞還不顯著，罪名不大那是因為真正的大功勞還沒有完成。”（《明史》卷二十二）
之所以要把袁崇煥的奏折內容大致譯出，完全是為了讓大家明曉袁崇煥在出仕掌兵前坦然的心態，他早就認識到了悲劇的嚴峻，而越是嚴峻，敢于挑釁這種嚴峻的才是真正的英雄。
盡管他的舉動很大度，也很慷慨，回歸到了中國文人特殊的使命，使中國文化充滿了血性，沒有了這種血性，中國文化就將枯萎、干癟、甚至淪亡。當然，這也僅僅是民族的事了，與袁崇煥的關系不大，他大可以撇開民族大義不去管他，在紹武滋滋潤潤的做他的小官，況且，很多的文化人就是這樣做的，也不必承受太多的非議。
袁崇煥的下場很慘，要受磔刑，肉被支裂為無數小塊，而周圍的群眾，爭著買而食之。明代的大作家張岱在他的《袁崇煥傳》中對整個行刑過程作了完整的描述，我不忍卒讀。導致袁崇煥承受如此慘痛的下場的真正原因，我認為完全不在于皇太極的反間計本身，即使沒有反間計，在中國歷史上，文人因功高而長命百歲、安受景仰的又有幾個？
據我所知，朱由檢并不是一個昏庸的皇帝，他完全沒有糊涂到輕易接受反間的理由，而且殺后數年內不思后悔。在最高的權威面前，忠誠的臣子與誠實的言論往往都不重要，而正因為忠誠與誠實，才真正地與最高權威之間構成了最強有力的對峙。
山海關外的風雪更加大了，如此大的風雪，我真不知道袁崇煥是否應該出門。
※本文作者：寒如冰(鄧榮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