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美國媒體配合政府，將“科索沃解放軍”定位為“恐怖分子”，到了今日，則又被視為“正義斗士”，標簽的任意變換，原因在于三年前美國主要以肢解克羅地亞及波士尼亞為目標，設若當時也將南斯拉夫固有領土科索沃包括進來，勢必造成南斯拉夫嚴厲反對，而使克羅地亞及波士尼亞問題亦無法解決。
而今前面的問題業已解決，已可進一步肢解南斯拉夫，為了合理化自己，于是昔日的“恐怖主義”立即翻轉成了“正義斗士”。
完全根據自己的策略而決定將別人貼上什么標簽，媒體都能充分配合地采取必須的畫面和報道視角。這些乃是選擇性的“誤訊”，在這個媒體發達而人民健忘的時代，借著媒體來加工制造同意，已的確來愈容易了。
杭士基在《恐怖主義文化》里特別指出，當年的“伊朗－－尼游丑聞案”可以說乃是一個最特殊且成功，甚至“希特勒的助手弋貝爾及史大林都會為之大笑”的案例。
當時國務院為了替顛覆及侵略制造民意基礎，特地在國務院下秘密設置“公關室”，展開一個代號“真理作業”的“心理戰計劃”，由“國安會”主控，“將宣傳當作機密消息”發給媒體，為了如何掌控媒體，他們于85年3月，甚至草擬了一份厚達15頁的備忘錄。
那是近代美國借著掌控媒體而制造民意的最成功的經驗，此后更江河日下，無往不利。
媒體時代，媒體的結構性掌控，以及借著媒體而塑造出固定的論述及修辭模式，也就等于塑造出了政治的議程及民意。掌控媒體也就掌控了概念、語言、人們談論某個問題的方式。
發生在南斯拉夫的所有事情，有一大半都可以從媒體創造語言及思考方法的角度來加以切入。飛彈“誤擊”事件，不過是其中的一環而已
※本文作者：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