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名人譜里不乏珠聯璧合的夫婦，其中大學者錢鐘書與夫人楊絳，當屬天設地造的結合。夏衍老曾贊嘆道：“這真是一對特殊的人物!”北京的新聞界或許最領教他們立身處世的特殊：他們從來謝絕一切采訪，也從不在任何會議上露面，竟蝸居書齋，杜門避囂，專心治學，仿佛過著出世般的生活。

　　去年初冬，根據錢老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圍城》播映，又恰逢他80華誕。我原以為這兩樁大事會打破他們的寧靜與淡泊，至少讓他們回到世間來“曝曝光”，因為太多的讀者和熒屏前的觀眾渴望了解他們，結果卻一切如故。他們逃名如逃役，還是讓他們逃掉了。

　　《圍城》的女導演黃蜀芹在拜會錢鐘書夫婦后曾很帶勁地說：“做知識分子就要像他們一樣!”我也深有同感。我有幸與他們有過一兩次交往，止不住想寫下點滴印象，記一記這對博學睿智、可敬可愛的老人。

　　嗜書如命第一次走進錢宅，只覺滿室書香。他們的客廳與書房合二而一了，主要空間都被書柜書桌占據著，兩張老式的單人沙發擠在一隅，權且待客。

　　簡樸的房間里最醒目的是大小書柜里站滿的書籍：中文與外文、古典與現代雜陳，顯示著主人中西文化的貫通。《圍城》的英、俄、德、日文譯本也在其中。

　　楊絳曾稱錢老為“書癡”，其實夫婦兩人均嗜書如命。記得楊絳在那本《干校六記》中有這樣一段：有一次她指著菜園里玉米秸搭蓋的窩棚問錢鐘書：“給咱們這樣一個窩棚住行嗎?”錢認真地想了一下說：“沒有書。”楊絳感慨地寫道：“真的，什么物質享受，全都舍得，沒有書卻不好過日子。”

　　現在他們依然在孜孜讀書，樂此不疲。新的、舊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們閱讀的書，如富人“命中的祿食”那樣豐足，會從各方面源源供應，外文書刊也從未斷炊。只要手中有點外匯，他們就張羅著買書，國外出版社的稿酬，他們一般不取現金，而是開出書單子，請對方實物支付。

　　除了書柜，屋里必不可少的還有書桌。一橫一豎兩張舊書桌，大的面西，是錢鐘書的;小的臨窗向南的，是楊絳的。

　　“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樣呢?”我問。

　　“他的名氣大，當然用大的，我的名氣小，只好用小的!”楊絳回答。

　　錢老馬上抗議：“這樣說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義，是因為我的東西多!”楊絳笑吟吟地改口：“對，對，他的來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書桌。”我看到錢老的案頭確實堆滿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舉著毛筆告訴我：“每天要回數封信，都是叩頭道歉，謝絕來訪。”

　　復信幾乎成了他倆每日都要做的功課。絡澤不絕的來信，有相識的，也有從未謀面的人寫的。錢老慣用毛筆，楊絳則持鋼筆。楊說：“他復得快，我復得慢。”

　　錢老寫客套信從不起草，提起筆一揮而就，如果是八行箋，幾次抬頭，寫來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這般功夫據說還是他父親訓練出來的，想當年他的額頭上為此挨過不少“爆栗子”呢!淡泊名利對身外之物，他們看得很淡泊。《圍城》被拍成電視連續劇后，電視臺付給原著者萬余元稿酬，錢老執意不收。國內18家省級電視臺聯合拍攝《當代中華文化名人錄》，錢老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也婉言謝絕了。當得知被拍攝者會有一筆酬金時，錢老莞爾一笑：“我都姓了一輩子錢，難道還迷信錢嗎?”至于在當今滾滾紅塵中世人所熟衷營求的許多東西，他們都淡然置之。楊絳說：“我無名無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這幾年他們謝絕了眾多的國外邀請。她說，她和鐘書已打定主意，今后哪兒也不去，就在家里看書寫字，很愜意的日子么?她風趣地補充了一句：“我們好像老紅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