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八 志第二十九

　　是月，收毀大鈔，行小鈔。

　　八月，從遼東按察司楊云翼言，以咸平、東京兩路商旅所集，遂從都南例，一貫以上皆用交鈔，不得用錢。十月，孫鐸又言：“民間鈔多，正宜收斂，院務稅諸名錢，可盡收鈔，秋夏稅納本色外，亦令收鈔，不拘貫例。農民知之則漸重鈔，可以流通。比來州縣抑配市肆買鈔，徒增騷擾，可罷諸處創設鈔局，止令赴省庫換易。今小鈔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

　　十二月，宰臣奏：“舊制，內外官兵俸皆給鈔，其必用錢以足數者，可以十分為率，軍兵給三分，官員承應人給二分，多不過十貫。凡前所收大鈔，俟至通行當復計造，其終須當精致以圖經久。民間舊鈔故暗者，乞許于所在庫易新。若官吏勢要之家有賤買交鈔，而于院務換錢興販者，以違制論。復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錢過數雖許奴婢以告，乃有所屬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實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若舊限已滿，當更展五十日，許再令變易鈔引諸物。”是制既行之后，章宗尋崩，衛紹王繼立，大安三年會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為軍賞，兵衄國殘，不遑救弊，交鈔之輕幾于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例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者。然自泰和以來，凡更交鈔，初雖重，不數年則輕而不行，至是則愈更而愈滯矣。南遷之后，國蹙民困，軍旅不息，供億無度，輕又甚焉。

　　三年四月，河東宣撫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于鈔窒，有出而無入也。雖院務稅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例大鈔，此何益哉？今十貫例者民間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臣愚謂，宜權禁見錢，且令計司以軍須為名，量民力征斂，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自是，錢貨不用，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淮，錢多入于宋矣。宋人以為喜，而金人不禁也，識者惜其既不能重無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焉。

　　五月，權西安軍節度使烏林達與言：“關陜軍多，供億不足，所仰交鈔則取于京師，徒成煩費，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懷州舊鐵錢鉅萬，今既無用，愿貫為甲，以給戰士。”時有司輕罪議罰，率以鐵贖，而當罪不平，遂命贖銅計贓皆以銀價為準。

　　六月，敕議交鈔利便。七月，改交鈔名為“貞祐寶券”，仍立沮阻罪。九月，御史臺言：“自多故以來，全藉交鈔以助軍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則其價浸減，卒無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貞祐寶券’以革其弊，又慮既多而民輕，與舊鈔無異也，乃令民間市易悉從時估，嚴立罪賞，期于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師百萬之眾，日費不貲，物價寧不日貴耶？且時估月再定之，而民間價旦暮不一，今有司強之，而市肆盡閉。復議搜括隱匿，必令如估鬻之，則京師之物指日盡，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謂，惟官和買計贓之類可用時估，余宜從便。”制可。

　　十二月，上聞近京郡縣多糴于京師，谷價翔踴，令尚書省集戶部、講議所、開封府、轉運司，議所以制之者。戶部及講議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闌糴其半，轉運司謂宜悉禁其出，上從開封府議，謂：“寶券初行時，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陜西諸路所支既多，人遂輕之。商賈爭收入京，以市金銀，銀價昂，谷亦隨之。若令寶券路各殊制，則不可復入河南，則河南金銀賤而谷自輕。若直閉京城粟不出，則外亦自守，不復入京，谷當益貴。宜諭郡縣小民，毋妄增價，官為定制，務從其便。”

　　四年正月，監察御史田迥秀言：“國家調度皆資寶券，行才數月，又復壅滯，非約束不嚴、奉行不謹也。夫錢幣欲流通，必輕重相權、散斂有術而后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爾。若隨時裁損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條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損酒使司，三曰節兵俸，四曰罷寄治官，五曰酒稅及納粟補官皆當用寶券。詔酒稅從大定之舊，余皆不從。尋又更定捕獲偽造寶券官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