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八 志第二十九

　　三月，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言：“比者寶券滯塞，蓋朝廷將議更張，已而妄傳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此乃權歸小民也。自遷汴以來，廢回易務，臣愚謂當復置，令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仍自選良監當官營為之，若半年無過，及券法通流，則聽所指任便差遣。”詔議行之。

　　四月，河東行省胥鼎言：“交鈔貴乎流通，今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術收之，不無缺誤。宜量民力征斂，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以寶券多出，民不之貴，乞驗民貧富征之。雖為陜西，若一體征收，則彼中所有日湊于河東，與不斂何異？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宰臣謂：“昨以河北寶券，商旅赍販繼踵南渡，遂致物價翔踴，乃權宜限以路分。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征軍須錢，宜從所請。若陜西可征與否，詔令行省議定而后行。”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錢散失，多在民間，命尚書省經畫之。

　　八月，平章高琪奏：“軍興以來，用度不貲，惟賴寶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輕，今千錢之券僅直數錢，隨造隨盡，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將滋甚。宜更造新券，與舊券權為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純以下皆憚改，奏曰：“自古軍旅之費皆取于民，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復禁用錢。小民淺慮，謂楮幣易壞，不若錢可久，于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廢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復斂于民，出入循環，則彼知為必用之物，而知愛重矣。今徒患輕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輕復同舊券也。”既而，隴州防御使完顏宇及陜西行省令史惠吉繼言券法之弊。宇請姑罷印造，以見在者流通之，若滯塞則驗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征之。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時，非可通流與見錢比，必欲通之，不過多斂少支爾。然斂多則傷民，支少則用不足，二者皆不可。為今日計，莫若更造，以‘貞祐通寶’為名，自百至三千等之為十，聽各路轉運司印造，仍不得過五千貫，與舊券參用，庶乎可也。”詔集百官議。戶部侍郎奧屯阿虎、禮部侍郎楊云翼、郎中蘭芝、刑部侍郎馮鶚皆主更造。戶部侍郎高夔、員外郎張師魯、兵部侍郎徒單歐里白皆請征斂。惟戶部尚書蕭貢謂止當如舊，而工部尚書李元輔謂二者可并行。太子少保張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嚴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史趙伯成曰：“更造之法，陰奪民利，其弊甚于征。征之為法，特征于農民則不可，若征于市肆商賈之家，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壽寧曰：“不然，今之重錢輕券者皆農爾，其斂必先于民而后可。”轉運使王擴曰：“凡論事當究其本，今歲支軍士家口糧四萬余石，如使斯人地著，少寬民力，然后征之，則行之不難。”榷貨司楊貞亦欲節無名之費，罷閑冗之官。或有請鑄大錢以當百，別造小鈔以省費。或謂縣官當擇人者。獨吏部尚書溫迪罕思敬上書言：“國家立法，莫不備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誠使臣得便宜從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許杖決，三品以上奏聞，仍付監察二人弛驛往來，法不必變，民不必征，一號令之，可使上下無不奉法。如其不然，請就重刑。”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許如此，試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處，而監察御史陳規，完顏素蘭交諍，以為：“事有難行，圣哲猶病之，思敬何為者，徒害人爾。”上以眾議紛紛，月余不決，厭之，乃詔如舊，紓其征斂之期焉。未幾，竟用惠吉言，造“貞祐通寶”。興定元年二月，始詔行之，凡一貫當千貫，增重偽造沮阻罪及捕獲之賞。

　　五月，以鈔法屢變，隨出而隨壞，制紙之桑皮故紙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艱得，遂令計價，但征寶券、通寶、名曰“桑皮故紙錢”。謂可以免民輸挽之勞，而省工物之費也。高汝礪言：“河南調發繁重，所征租稅三倍于舊，僅可供億，如此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歲收通寶不充所用，乃于民間斂桑皮故紙鈔七千萬貫以補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寶稍滯，又增兩倍。河南人戶農居三之二，今年租稅征尚未足，而復令出此，民若不糶當納之租，則賣所食之粟，舍此將何得焉？今所急而難得者芻糧也，出于民而有限。可緩而易為者交鈔也，出于國而可變。以國家之所自行者而強求之民，將若之何？向者大鈔滯則更為小鈔，小鈔弊則改為寶券，寶券不行則易為通寶，變制在我，尚何煩民哉！民既悉力以奉軍而不足，又計口、計稅、計物、計生殖之業而加征，若是其剝，彼不能給，則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穢，兵食不給，是軍儲鈔法兩廢矣。臣非于鈔法不加意，非故與省部相違也。但以鈔滯物貴之害輕，民去軍饑之害重爾。”時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