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八 志第二十九

　　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錢輕，犯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于是以銀為則，每兩為錢二貫，有犯通寶之贓者直以通寶論，如因軍興調發，受通寶及三十貫者，已得死刑，準以金銀價，才為錢四百有奇，則當杖。輕重之間懸絕如此。”遂命準犯時銀價論罪。四年三月，參知政事李復亨言：“近制，犯通寶之贓者并以物價折銀定罪，每兩為錢二貫，而法當贖銅者，止納通寶見錢，亦乞令依上輸銀，既足以懲惡，又有補於官。”詔省臣議，遂命犯公錯過誤者止征通寶見錢，贓污故犯者輸銀。

　　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言：“錢之為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塞，積于官而不散則病民，散于民而不斂則闕用，必多寡輕重與物相權而后可。大定之世，民間錢多而鈔少，故貴而易行。軍興以來，在官殊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于鈔，日之所出動以萬計，至于填委市肆，能無輕乎？不若馳限錢之禁　，許民自采銅鑄錢，而官制模范，薄惡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則錢必日多，鈔可少出，少出則貴而易行矣。今日出益眾，民日益輕，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計官吏之俸、驗百姓之物力以斂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錢少之弊也。臣謂宜令民鑄錢，而當斂鈔者亦聽輸銀，民因以銀鑄錢為數等，文曰“興定元寶”，定直以備軍賞，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從。

　　五年閏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寶券既弊，乃造‘貞祐通寶’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復如寶券之末。初，通寶四貫為銀一兩，今八百余貫矣。宜復更造‘興定寶泉’，子母相權，與通寶兼行，每貫當通寶四百貫，以二貫為銀一兩，隨處置庫，許人以通寶易之。縣官能使民流通者，進官一階、升職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壅滯，則亦追降的決為差。州府官以所屬司縣定罪賞，命監察御史及諸路行部官察之，定撓法失糾舉法，失舉則御史降決，行部官降罰，集眾妄議難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賞錢三百貫。”元光元年二月，始詔行之。二年五月，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制“元光珍貨”，同銀鈔及余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乃定法，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凡物可直銀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分為率，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珍貨、重寶。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相易，其私易及違法而能告者罪賞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晝閉，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無從令之實，有司雖知，莫能制矣。義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天興二年十月印“天興寶會”于蔡州，自一錢至四錢四等，同見銀流轉，不數月國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