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后儒卻只要添上。”愛曰：“圣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愛曰：“如《三填》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于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于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于堯、舜則祖述之，于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后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 《五經》 亦史。《易》是庖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時存其跡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跡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將萌否？”先生曰：“圣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著文句。”愛又問：“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于《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本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秦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溢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愛因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人頭處。其后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后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曰仁所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為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為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于美大圣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